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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散落的民智
作者:张太亮   发布时间:2014-05-30 09:14:11


    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中国共产党人再次站在历史的高度努力推动着历史华丽的转身。最令人关注的话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改革的蓝图令人振奋,但改革的路径也值得思考。如何才能够实现“竞相迸发”、“充分涌流”?如何才能够实现各种要素的合理配置?在推进资本市场配置过程中又如何汇聚民间的智力资源呢?

    有人说,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心,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政府问政于民,问计于民,让民意领跑政府决策,形成集体智慧,就可以调动各方积极力量,有望实现“百舸争流”、“朝气蓬勃”的喜人景相。

    这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逻辑判断,从大前提到结论的逻辑推演都完全正确。但现实的问题是,当下这个时代“民意难听”、“民智难汇”、“民心难聚”,社会的现实让寻找小前提的过程变得步履艰难。民众而不能同志,民弱而难以聚力,分散而凌乱的民意何能领跑政府,政府对放手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更是“放心不下”。

    勿用置疑,官民关系是任何国家进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乃至文化领域改革必须重视的核心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培根曾经系统地论述过强国之道,不论弱邦变强国还是强国沦弱邦,非固强亦非固弱,而在于治国之理、治国之能相异。他说国家的强弱,不仅仅取决于拥有多少高墙、大炮、战车,从根本上说,只有民气强悍英武,国势才能强盛不衰。

    孔子说,治国之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则去兵、去食,民无信则国不立。孟子则更为直接地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自古以来,中西方都在不断地追寻强邦固本的治国之策。西方自古罗马时代,人们就在不同政治体制下追求政权稳固,争取民主自由,要么君主制,要么共和制,建立一种新政体总是以消灭一种旧政体为前提。中国自夏商周以来,都是在不打破封建统治的政治体制的大前提下,以皇权为争夺目标进行自我革新、改朝易代。从历史的角度看,中西方人民都会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但因方式、手段以及目的不同,最终导致民众参政的体制、文化、观念不同,以及民意影响政治与社会的效果也不相同。

    唐朝贞观二年,唐太宗李世民召集魏征、封德彝等大臣商议治国之策,众臣认为当时的人民已不及尧舜时期善良朴素,人心不古,民风日下,宜用重典。但魏征却提出民恒为民,君非恒君的观念,认为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应善待人民,以民为本。唐太宗在魏征等人的辅佐下施以仁政,实现了“贞观之治”的历史伟绩,是中国封建皇权制度下实行“王道政治”的历史典范。但认真思量,唐太宗的王道也并非是受民意影响而选择的政治主张,而在于他深受民贵君轻思想的熏陶,是一个难得的开明君主,他对人民的体恤是一种自上而下皇恩浩荡式的恩典。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封建社会遇明君则可以实现“王道政治”,反之则可能会出现“霸道政治”,对民意的考量与吸纳完全决定于自上而下的计谋与韬略,并非自下而上对民意的尊重与敬畏,民意事实上难予形成对政治的影响力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形成了以大一统、自上而下的皇权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

    依鲁迅所言,中华文化是帝国文化、皇权文化,是一种集体的自上而下的文化,没有属于个人自下而上的文化。这种文化,使人们的想像力受到禁桎,内在的潜能受到抑制。在人与人之间,潜在的主奴文化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孰为主,孰为奴,今日为主,明日为奴,连自己都不太清楚。

    传统文化抵制了个性发展,没有个人的自信自大,只有合群的自信自大,构筑大一统的单极价值体系,排斥非主流价值观,抑制个性,党同伐异。人们不想、不愿甚至不敢正视自己身上的残缺性,习惯于在新生式的自救和庸众式的狂欢中,以合群的爱国自大精神,表达精神上的民族自爱与人类自爱,披着实践的幌子鼓吹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而不直面惨淡的生活,不理会民众的声音。

    人各有己,自他两利,我们在放大了自我意识的同时却遗失了利他的思想。事实上我们在强调自我的时候,很少想到他人的自我,关注他人的自我,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狭隘的自私自利思想。受传统文化影响,不少人在思想潜意识中多了几分官气、匪气,而缺少了宝贵的民气,自己在受人奴役时,却不忘记奴役别人。

    传统文化价值理念,抑制或者说延缓了自由、权利与公平等法治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古语说“患均不患寡”,这是中国古代漠视权利与公平的写照。人生存于社会,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基本权利,二是公平正义。但在中国古代,潜在的价值观要求人们求均者而不言寡,获众者而不言不均,这是教化人们要服从于形式上的平等,而淡化对基本权利的追求。事实上,对权利的保护与正义的追求,正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只要在法治的范围内,患均患寡都不应当成为批判的对象。在扭曲的权利观、正义观支配下,还有多少人能像耶林那样呼喊出“为权利而斗争”的口号呢?

     上世纪初,鲁迅、胡适、陈独秀、章太炎等一代“新青年”为了民族救亡而呐喊。鲁迅提出要解放人性,做一个“独立的人”、“觉醒的人”,做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则扬个性而张精神。提倡在尊重自我的同时要尊重他人,每一个弱小的存在,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一种丰富的存在,一种伟大的存在,只有敬畏这种存在,才能真正做到对每个个体的尊重。鲁迅认识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其根本意义在于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生以及复兴民族文化,“在打倒孔家店同时,要救出孔夫子”,必须坚守思想文化的基础,外不后于世界思潮,内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我们的党正在逐步实现从“打天下”到“治天下”,从“马上革命”向“马下治国”的角色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考虑有形资本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更要考虑无形资本的“竞相迸发”与“充分涌流”。在受到传统文化影响与社会不断转型的历史拐点,我们如何才能重拾散落的民智,让民气强悍英武,让国势强盛不衰呢?

    对于社会而言,民智问题至少包括如何产生民智,如何开化民智,如何汇聚民智,如何运用民智几个方面。

    俗话说高手自在民间,不要怀疑民间有无智慧,应当检讨的是发现民智的能力。民智从何而来,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国民教育,二是社会环境。开放自由包容的教育理念和社会环境,会催生民智的产生与发展。相反,在封闭而死板的教育体制下则难以产生民智,而沉闷压抑的社会环境会抑制民智的发展。教育的功利主义,导致社会的功利思想,而在功利思想的影响下,还有多少人能够扬个性而张精神,满怀忧国忧民之心,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

    当前推行的教育改革,正在朝着摆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希望搭建国民教育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桥梁,把培养“责任公民”、培育“国民精神”作为教育之己任,这是再开民智之门的浩然之举。

    民智需要开启,更需要开化。政府开明的时刻,就是民智开化的那一天。政府与民意之间,不应当是缠绕不清的一团乱麻,也不应当成为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永不相交的平行线。社会不仅需要民主,而且更加需要公平,只有政府开明开放、亲民为民,才会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民。

    中华民族不缺乏勤劳与智慧,只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上赏面刺者的勇气,民智则可开启,则可开化,则可汇聚。

    但历史的实践证明,再完美的政治主张如果没有健全完善的机制体制作为保障,那都只是华丽的口号而矣。民间智力资源作用于社会生活,需要政体作为保障,其中最核心的是如何处理国家与民众之间利益分配问题。如果政府失信于民、与民争利,则民怨沸腾、民智难聚、国势衰退,以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国难进而民则退。但若政府取信于民、让利于民,则可实现各种活力竞相迸发、各种源泉充分涌流,实现“百舸争流”、“朝气蓬勃”的喜人景相。

    愿我中华重拾散落的民智,让民气强悍英武,国势强盛不衰,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届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则会水到渠成,实至名归。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 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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