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数家企业，出资拍摄电视剧，主办张信哲、王菲个人演唱会，购买和投资建设多栋大厦和房地产工程，到澳门赌博，贿赂银行人员……数以亿计的资金去向清楚，来路却扑朔迷离。京城“飞单名骗”陆锋、成敬制造的这起亿元诈骗案，经过北京市两级法院6年的艰苦审理，终于在2006年12月20日审结。

    在北京法院的审判史上，6年审结一个案子是罕见的。

    这起涉及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伪造金融票证、诈骗、挪用公款、受贿、徇私舞弊等一系列罪名的大案，以被告人成敬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被告人陆锋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不同刑期的有期徒刑而终结。这起大案涉案人员12人，涉及10家银行分理处，涉案金额高达2.25亿元。我们更关注的是，陆锋，从民企之星铤而走险沦为京城“飞单名骗”，这背后到底是为了什么？

　　谁与争锋而立之年创下商战奇绩

    本案主犯陆锋只有40岁，他曾是拥有自己的母公司和多个子公司的成功民企老板。他大胆的商业运作，曾使他在惊心动魄的商战中大展雄风，并可能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最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家明星！

    陆锋是北京人，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1985年，19岁的陆锋去了海南。不久，他就成了海南中远集团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其发迹速度令人瞠目结舌。而1991年，红得发紫的陆锋却突然悄悄回到了北京，低调地在北京某公司做了个小职员。

    1993年1月18日，年仅27岁的陆锋开了自己的公司，即北京中恒企业发展公司。公司注册资金3800万元。截止到1996年上半年，陆锋的中恒公司不断扩大规模，产业遍布全国，创出了惊人的经营佳绩。

    陆锋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商机，火箭式扩大着公司投入与影响。中恒公司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在投资建设房地产、开办铝矿、酒厂、研制抗癌药品等方面有了瞩目的成就。公司的资产从3800万元迅速攀升至上亿元。他甚至在文化娱乐方面也有投资，如拍摄电视剧《铁鹰行动》、《张思德》，举办张信哲、王菲个人演唱会。一时间，陆锋俨然是商界的成功人士，呼风唤雨。

    陆锋如果头脑冷静，守法经营，可能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中最早升起的明星之一。但是，他被公司庞大的规模冲昏了头脑，野心勃勃的经营方针使他看不到公司靠贷款盲目扩张已经埋下的巨额负债的风险。1996年，中恒公司凸现经营困难。

    如此迅猛发展的经营与投资，必然要有雄厚的资金做强有力的后盾，仅靠项目回报是不够的。没有钱这个润滑剂，如此庞大的经营无法正常进行。此时，陆锋明显感觉出自己的“银根”吃紧。“搞钱”是摆在陆锋面前的头等大事。

    其实早在1992年，陆锋在北京某公司时，他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做资金”，就是为公司“搞钱”。所谓“做资金”，就是在银行找关系进行“体外循环”。所谓“体外循环”就是银行不将存款单位存入银行的钱入账，而直接交与用钱单位使用，由用钱单位支付利息。而陆锋当年悄然从海南回北京的原因，也是因为“做资金”做出了“黑洞”。1989年到1991年，陆锋为海南某公司向某银行海南支行贷款5000万元，逾期不能归还。1991年8月他悄悄跑回北京躲了起来。

    体外循环“开口子”刻假章“做钱”

    陷入资金困境的商海骄子陆锋首先想到的是重操旧业，即在银行搞“体外循环”。

    1996年初，陆锋结识了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支行和平里分理处主任刘柱民，以及该分理处工作人员孙玉良。陆锋与刘柱民商量，由陆锋以高息拉来存款，由和平里分理处给存款单位出具存单，将款打到陆锋公司的账上供陆锋使用。这就是所谓的“体外循环”。不久，陆锋以高息为诱饵拉来了4笔共8000万元存款，和平里分理处出具了5张存单，交给了存款单位，将钱直接入到了中恒公司在分理处的账户上。

    其后，陆锋还要求刘柱民也给他拉些存款，并许诺15％至20%的高息。不久，中恒公司的账户上又多出了6000万元，这笔钱是刘柱民动用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专管账户中为某单位代管的房款。为保险起见，刘柱民、孙玉良要求陆锋提供抵押。陆锋随即伪造了三张存单，交给刘柱民和孙玉良作为抵押物收存。

    1997年，陆锋拉来的4笔存期一年的存款先后到期，陆锋连本带息偿还了其中两笔。另外两笔各还了一部分之后，就说没有钱还了。刘柱民见中恒公司无力偿还拆借的资金，便向本单位自首。2001年5月1日，刘柱民因涉嫌非法发放贷款罪、挪用公款罪被逮捕。

    关于这笔1.4亿元的资金，法院经审理查明“造成和平里分理处最终损失人民币8500余万元”。而涉案的孙玉良由于精神压力太大，最终导致精神失常。

    时光步入1997年，银行“银根”收紧，四处找资金的陆锋接连找了几家银行想做“体外循环”都没有成功。中恒公司业务部经理张重德成为陆锋的“破坚尖兵”。1997年10月，张重德拉来一笔1000万元的存款，存款单位是哈尔滨保利公司。有了存款，银行里没有人也不能把这笔钱弄到自己账上使用，这就得“开口子”。专业术语中所谓的“口子”，就是银行里面有人配合，把客户预留在银行的印鉴拿出来，用于造假。

    张重德想到了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丰台支行南苑分理处的工作人员朱刚毅和该分理处主任李建忠，中恒公司曾与该分理处有过存款往来。经过一番交易，1000万元存到银行，张重德得到了一张预留印鉴卡。

    张重德将印鉴卡交给陆锋，陆锋很快搞到了保利公司的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伪造了转账支票，从工行南苑分理处划出人民币999.5万元。

    通过这样把银行工作人员拉下水的方式，陆锋和他的手下先后做了十几起。

    甩开“口子”高科技“飞单”搞钱

    但是，非法拆借的巨额资金仍不能满足陆锋企望中恒公司的事业向全国辐射的雄心，而且这些钱是有使用期限并且要支付高额利息的，对于急需资金的公司经营情况来说，按期还贷和付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陆锋又开始谋求新的筹资方式。这时，一个老朋友成为陆锋的新搭档，直到一起走进监狱的高墙，他就是成敬。

    50岁的成敬有犯罪前科。陆锋和成敬早在1986年就认识，成敬与陆锋共谋并共同实施了20起诈骗案。

    1997年12月，成敬通过赵某拉来炎黄艺术馆的500万元存款，成敬、陆锋商量要“做”这笔钱。他们就让炎黄艺术馆的人把款存到与陆锋认识的李建忠所在的工行北京市分行东城支行和平里分理处。为了能自己掌握造假章这个环节，成敬和陆锋甚至当晚就飞到香港，想买一台电脑刻章机回来。但到香港后，听说那个机器不好用，结果两人空手而归。

    自香港回来后，陆锋和成敬联合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沈恺平，很快“研制”出用扫描打印的方式制造图章。此后，他们就大胆地甩开“口子”，让存款单位出具存期一年的承诺书，并要求在承诺书上加盖单位财务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的个人名章，名为保证，实为得到这两个章，便于他们伪造。然后，通过电脑技术伪造支票购买凭证购买支票，再用伪造的支票划走存款单位的钱。这就是所谓的“飞单”。

    为了能做出更精确的伪造支票，陆锋和成敬花5万元买来精雕机。他们越做越熟练，有时头一天做了支票购买凭证，第二天，钱一到账就买支票，造好假支票，第三天就划走存款。

    在整个“飞单”搞钱过程中，陆锋、成敬负责组织决策，指挥分工，决定被骗资金转入的账户，分配同案人员的分赃数额和支配赃款的使用，并支付存款高息和中间人的好处费；张重德则在存款单位和中间人间穿针引线，与对方谈判存款数额、存款期限，指定开户银行，取得预留印鉴卡或承诺书，并经手支付高息；沈恺平受成敬指使负责在各种银行手续上复制印鉴章；其他人与存款单位谈判，假冒存款单位财务人员购买凭证或支票，办理转账手续，从银行获取印鉴卡等。如此，这个团伙总计诈骗人民币2.25亿元。

    七大罪状创业路上绊倒多少人

    陆锋所得赃款除付给向存款单位承诺的高额利息和银行利息外，主要用在了公司经营上，而其他人所得赃款却大部分都被挥霍了。

    在当今中国，陆锋不是世人关注的著名企业家，他之所以被人关注是因为他实施了亿元诈骗。与其他诈骗人员骗钱是为挥霍不同的是，陆锋诈骗的目的是用于他的公司运作，也因此引起了经济界的震动。而与他一起引起震动的，还有近年来大批落马的富豪们，如科龙电器顾雏军、伊利集团郑俊怀等等。

    仔细了解富豪们落马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七大罪状：一是虚假出资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二是非法集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三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四是操纵证券罪；五是非法占用农地罪；六是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七是票据诈骗罪。当然，涉及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发迹史的，还有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做假账、违规担保、偷税漏税等问题。

    前一段时间，有人讨论“原罪”问题。关于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我们不能按照通常惯例把责任归咎到“制度”或者“体制”上，因为这些企业家中的很多人都是“江湖豪客”，不喜欢遵守游戏规则，有着明显的“赌徒”心态。

    不可否认，民营企业家队伍中有不少优秀分子，而且“原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简单地把“原罪”的帽子往民营企业家头上戴。但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快速发展，使得一些创业者“铤而走险”。

    具体到陆锋案，我们不能不提醒中国大部分银行，银行业的竞争有时会导致某些分行、支行或者某个从业人员，在单纯追求业绩的时候会陷入急功近利的旋涡，可能只顾了当时的业绩，却忽略了放贷的实质问题，最终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