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门前有一棵少见的檬子刺树，树很大，几个人才环抱得了它，枝叶茂盛，常绿，但未见结过果实，热天大家几乎都在树下纳凉。它的根嵌在岩石步梯坎的一边，小朋友坐于树根上，或听大人神吹，或是围着嬉戏打闹，或是约着喊着躲猫，或是去掏老木房下面藏在有窝的地方只会打倒退的“地鼓牛”，嘴里边喊“地鼓牛打倒退”，掏着了洗都不洗就就着本身裹有的干泥巴面直接吃了。现在城里长大的小孩少有这样的乐事了。

    大概是长秧子的季节，邻居农家男孩总是乘大人不在家的时候，腰上别着竹篓子，约上我哥哥和弟弟下公社前面的水田里捡鱼鳅，捅黄鳝。这些是他们男孩的专利，女孩儿大都只能跟着在田埂上看和等，或守着竹篓子。偶尔一次悄悄将裤脚挽起，试一下水，后才下田，滑泥从脚指缝缝飚出，很舒服，很惬意。学他们的样子，捞上袖子，捏紧手，找有小洞口的地方，用中拇指使力去捅，大多有黄鳝，触到后要使劲钳紧它，否则会滑脱，我却是一条都未亲自捕获过。若有大半竹篓了，就要提起竹篓和鞋子赶快跑，否则被发现了，就要被田的主人隔老远地“吼”。现如今因化肥农药的使用，农田里鱼鳅、黄鳝难找了，“捅黄鳝”演变成“故事”了。

    从我记事起，公社就有伙食团，“团长”被重庆知青叫“催锅”（或“吹锅”），姓冉，现已谢世了。公社的电话最先都由他管，很早的是电码的，若有一信号，就会跳一个或几个码，像电影里的发报机，须戴上耳机才能收发，样子很神秘。之后出现了手摇电话，可能是用蓄电池的，遇上好的天气，还会被他们拆下来到小河沟里去电鱼，半夜里常被他们吃鱼、吐刺、喝酒的快活声吼醒。

    那些年肉少，但公社伙食团不会缺，闻见“团长”炒肉的香味，我们就去守在灶当门，有时他怪我们把火拨弄小了，忙叫大点。那时是以饭票为计算单位，一张饭票一碗饭，一干一汤。遇上开会打牙祭，菜才会多一点。一张票六分钱，后涨到九分钱，83年我参加工作时，已涨到一角三分钱了，肉钱由他打算盘后另算。至今，我们都还留恋那用木棍烧火、铁锅煮熟的、每碗上都盖有一块锅巴的饭，就着炝炒的回锅肉吃，香喷喷，巴实得很。想起这锅巴和回锅肉，禁不住都要流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