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课里，教授对学生做了个调查。假设你是一位开电车的司机，某天电车行驶中手刹坏了，但是方向盘没坏。前面的轨道上有5个人，另外一条轨道上是1个人。问：是打方向盘转到另外一条轨道上，还是继续往前开？很多学生思考后举手表示赞成向前开，以选择牺牲1个而保全5个。理由是，在必须选择的情况下，多数人的价值大于少数人的。

    故事讲到这，估计很多人会表示赞同，这是最“保值”的做法，趋利避害是最基本的人性。但是，哈佛教授肯定不就是这么简单地讲一个俗套的故事就完结。

    接着，教授又假设了一次：如果，你不是司机，而是一个站在天桥上的旁观者，然后你旁边是一个超级大胖子，体积足够大到挡住电车（老外的思维真是幽默的可爱）。你可以选择将胖子推下去，将电车挡住；或者，继续往前开；或者，转方向盘。这一次，学生们陷入沉思，没有很快给出答案。很多人对“是否选择将胖子推下去”持否定态度。尽管仔细分析，和前面的假设选择的“成本分析”是一致的，即都是“牺牲1个保全5（6）个”。那为何同样的结果分析，学生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有学生的说法比较揭示大众心理——因为前一个假设里，司机是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以最小伤害保全最大益处，这样的行为可以视同为法律上的“不可抗力”因素，从法律层面看，是可以部分免责的。即使单纯从道德角度看，牺牲“小我”而保全大多数也是大部分人的选择。而第二种情况，如果自己选择推人下去，则是将自己从一个无关的旁观者变成了牵涉其中的一方，甚者，自己因此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谋杀者”，即亲手杀死一个人。尽管在第一种情况下，司机操纵方向盘也是“置人于死地”，但心理接受程度上， 大众还是偏向于认为他非“直接、亲手”。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所以尽管选择的“成本”是一致的，前后态度却截然不同。

    其实两个故事并非单纯分析哪种选择更符合道德标准，这显然是个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衡量的关键也不在选择本身，而在于之所以这样选择的理由，即行为的成本分析。赞成选择以1保5的，是后果主义道德推理模式，即用事件的结果作为衡量事件道德与否的标准。在法学范畴领域，这样的观点跟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边沁认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是行动的准则，包括公正或自由的选择，也要遵循“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原则。而不赞成的，是从行为本身出发，以绝对的权利和义务来衡量行为的道德标准，即行为主义道德推理模式。简单的说，赞成以1保5的人，认为在极端条件下，少数人的利益是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做出牺牲的。而不赞成的，认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或义务去决定别人的生死，这一选择作为一种行为，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对选择以“牺牲1个保全5（6）个”持绝对的反对态度的，认为无论怎样都无法从道德上觉得这样的选择是情有可原或是“have to”——不得已而为之。这样的情景与那些搞种族灭绝种族屠杀的人，还有诸如为了自己和家人果腹而实施的抢劫、偷盗等行为，所坚持的理由逻辑是一样的，他们也是坚持为多数人的利益而如此。我们不能以为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部分人作理由，去为那些本身就违反道德（原则）的行为辩护，大多数的利益不能成为犯罪的理由。有时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只是行为的结果，却忽视了对行为本身的考量。

    任何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天性，假如可以“事不关己”，自然没人愿意做遭受谴责的“谋杀者”。道德选择上的“公正”与否的尺码，还是围绕自身利益来衡量的。自己置身事外，就会对别人的选择加以道德层面的要求。而一旦牵涉自身，就难免给自己找寻各种理由，需求开脱。一个普利策新闻奖得主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在观看新闻报道自身之外的不幸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因为我们没能阻止它的发生。简单地说——看客也是罪人。这句话，某种程度有其不合理之处，因为照这样的理论逻辑，要让看客和罪人的完全分离，没有一丝现实可能性。而我们所要推崇的，是其中包涵的巨大人文关怀情怀，值得每个有良知的生命体思量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