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参加“公考”

    随着“逢进必考”新的用人机制的全面推行，“公务员考试”对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词汇了。我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应该算是时代的幸运儿，那时没有“公考”这回事，毕业仅半个月就到分配好的单位报到了，从而实现了人生角色的重大转变，由农民的儿子变成了“人民教师”。这或许会让如今一出校门，便四处奔波应试应聘求职的学子们羡慕不已，但很显然，在享受被分配“特权”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选择工作、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力和机遇。

    1994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看到了全国法院和检察院系统增编补员、面向社会公开招录工作人员的公告。在我的印象里，这样的“公招”，在那个年代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那时，我正为解决婚后分居问题而到处求人，腿跑细了，嘴磨破了，工作调动却无丝毫进展，而我为之奉献了十载青春的“国企”也即将被“改制”（我所在的学校，是当时全州唯一的企业办学，我的官定身份是“企业干部”）。正当我一筹莫展、求助无门时，招考公告无疑成了最后的一根“稻草”，我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惶惶然报了名。

    在闯过“笔试”、“面试”和“政审”等道道关卡后，1995年9月，我以综合成绩第二名的身份，被户籍所在地基层法院--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录用了。于是，已过“而立之年”的我，欣然来法院报到，完成了人生角色的又一次大转换：从中学一级教师变成“头戴大盖帽”的法院书记员，成为法院一名大龄“新兵”，着实体验了一把“意气风发”的快慰。

    事后得知，当时法院招考仅3个名额，报名考试的多达百余人，虽然不像目前上千人竞争某个热门岗位那么激烈，但能顺利“过五关斩六将”实属不易。特别是参加面试时的那种紧张感，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时，我已有十余年“教龄”，在三尺讲台上，面对数十名学生能挥洒自如，作监考老师也从容镇定，而突然走进关乎自身命运、决定自己“饭碗”的考场，面对几名肃然端坐、目不斜视的考官，难免手心冒汗，只听得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在回答了几个问题之后，才逐渐镇静下来，慢慢恢复常态，开始正常发挥。

    第一次制作庭审笔录

    进法院后，我被安排在刑庭工作。说来真巧，当时刑庭的四名法官，除了庭长之外，其他三人均与我有很深的渊缘：一人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二人是同届校友。由于我之前在一个很偏远的矿山工作，交通极为不便，信息十分闭塞，又没有通讯工具，和大多数同学都失去联系，居然不知道他们三人都在县法院的同一审判庭工作。彼时，我颇有“陈奂生进城”的感觉，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而新奇。

    我和三个老同学成为新同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贴切地说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工作上他们是老师，我是学生。从如何填写送达回证、怎样给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到怎么做庭审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再到如何作询问和庭审笔录，怎么组卷、装订、归档等等，他们都毫无保留、耐心细致地讲解，甚至是手把手地示范指导；我则跟学生一样，认真听讲、专心记录、消化领悟、学以致用。生活中我们则是同学、是朋友，互相关心、彼此照应，原来怎样称呼还怎样称呼，想怎么娱乐就怎么娱乐。正是这种良好的关系和融洽的氛围，让我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新的岗位和角色。

    第一次在正式的庭审中担任书记员，我印象特别深。

    那是十月上旬的一天，虽然已是秋天，但依然很炎热。早上7点40左右，我带着一丝忐忑、一丝好奇和更多的期待，第一个来到审判法庭，开始做相应的准备工作。当时我院的办公办案场所较为狭小，设施也比较陈旧落后，当然没有电脑、速录机等现代化的辅助工具，记录就是一本材料纸、一只钢笔、一瓶墨水而已。审判法庭面积不大，房间中摆放着几张简易而破旧的木制桌椅，天花板上吊着四把外漆剥落的吊扇，一转起来呼呼作响，让人有些提心吊胆的感觉。

    那是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被告人向某是某小学校长，在与他人发生口角后互殴而致伤他人。案情本身不复杂，但被告人在侦查和起诉阶段，均不承认自己有伤害他人的行为，庭审中也是如此。那天的庭审持续时间很长，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6点多，中途只草草地吃了点午餐。我还依稀记得，由于刑诉法尚未修订，庭审方式以法官主导下的“纠问式”为主、“控辩式”为辅，也不怎么要求证人出庭作证。但是，那次庭审中法庭辩论却异常热闹，双方唇枪舌战，言辞激烈，你来我往，回合众多，而且还特意传唤了三个证人到庭（其中一人仅10岁，由其监护人陪同）。这给第一次作庭审笔录的我，来了个“下马威”，让我紧张而忙乱。好不容易盼到审判长宣布休庭时，才发现自己满头是汗，手臂酸麻，手已不太听使唤，快握不住笔了，上衣也已基本湿透。

    第二天，当庭长审阅完长达67页的笔录后，一贯“吝啬”于褒扬的他，淡淡地说了句“嗯，记录内容完整，字迹清晰可辨，还行”，让我偷乐了好久。

    第一次撰写典型材料

    1997年5月，院里作了次小范围的人事变动。可能是考虑到我有汉语言文学专科学历背景和十余年“为人师表”的经历吧，将我调整到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对我这个“叶公好龙”式的“文学爱好者”来说，觉得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果然，我“展现才华”的机会不久就来了。

    是年底，我们接到省高级法院的通知，要求上报一名先进个人和一个先进单位的典型事迹材料，便于在全省法院系统内评选表彰。院领导对这事儿非常重视，安排主任带着我去一个法庭收集资料，准备撰写上报。主任又作了分工，由他负责先进个人材料，对象是该法庭庭长，让我来撰写先进集体材料。

    法庭庭长和干警们得知我们此行的目的后，对主任和我自然是热情有加。在几杯热辣辣的“包谷酒”下肚后，我们围坐在红红的火炉边，开始了“采访”。一说起法庭工作，老庭长一下子仿佛年轻了十岁，从法庭建设与管理，到审判执行、巡回办案、调解工作等等，讲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干警们也七嘴八舌、侃侃而谈。这时，我在庭审记录中练就的本领派上了用场，刷刷拉拉记下了密密麻麻几大篇。随着谈话的不断深入，我已“成竹在胸”，觉得那典型材料已呼之欲出。

    从法庭回来后，我加班加点，一气呵成，仅用一天多时间，就将3千多字的稿子写好了，誊写工整后送给分管院领导审阅（那时候，我们全院还没电脑，仅有一台“四通”打字机，多数材料定稿前必须手工誊写），等待着他的表扬。

    大约半小时后，分管院领导来到我们办公室，将我的“作品”放到了桌上，不声不响地走了。我快速地翻看了几页，见他一字未改，心中不由暗喜，觉得一定是自己写得好。当我看到最后一页时，两个醒目的大字映入眼帘—“重写”，后面还有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我的脸唰地红到了脖子根，恨不能找个地缝钻下去。

    此后，我在写各种文稿时，总是先打一遍“腹稿”，写成后再反复修改，对大小标题仔细推敲，字斟句酌，直到自己满意后才送领导审阅。第二年，我撰写的先进典型材料《高原上的“铁案法庭”》，被省法院内刊《法庭内外》登载，给了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慢慢地，我也整些小“豆腐块”在报刊或网站上，来“滋润”我的文字工作生涯。

    人生的每一个“第一次”，或许是机遇，或许是挑战，或许什么都不是。只要我们勇敢地迎上去，踏实地走进去，坚定地跨过去，我相信，离我们预定的目标就会越来越近。

    我张开双臂，期待着与下一个“第一次”相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