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制度缺陷形成的现实困境，是人们对廖丹诈骗案给予同情和体谅的基础；

    其次，在如此逆境下，对身患重疾的妻子不离不弃，这种忠贞不渝的动人事迹，被称为“北京爱情故事”。于是，严肃的法律和朴素的人情发生了碰撞。尽管法院尚未宣判，但廖丹能否获得缓刑已在网上引起国内司法界的激烈辩论。

    一种观点认为“不能破量刑基准”： 从法理角度说，即使为救助患病妻子，廖丹也应寻求合法的途径解决，比如呼吁社会捐款，寻求政府救助，而不是私刻公章，铤而走险犯罪。17.2万属于诈骗数额巨大，应量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以及情理的成分，法官也只能在3至7年进行量刑，最低不得低于3年。从法理上讲，本案没有适用缓刑的法定理由。廖丹的司法判处和妻子的救助是两码事。廖丹被判入狱，相关部门应承担救助责任，廖丹被判缓刑并不能成为妻子救助的唯一选择。

    另一种观点认为此案不算“法外用刑”： 廖丹并未将诈骗的赃款用于个人挥霍，而且是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深，确有悔改表现。既然公诉人认为应在3至10年间量刑，法条中的以上以下均含本数，如果17.2万诈骗款全部退赔，取得受害医院的谅解，可以判处3年。从目前情况看，廖丹不关押也不至于再危害社会，能够适用缓刑条件。这并不算是“法外用刑”。

    按照现行的法律，廖丹诈骗案是不难定夺的。退赃能获得多少从宽处理的尺度，法律自有依据。笔者想说的是，对于引起了社会关注，并得到了社会普遍同情和支持，甚至还引发赞美的廖丹诈骗案，能不能得到法外开恩？这倒不仅是因为一旦廖丹入狱，他的妻子危在旦夕，而是廖丹诈骗案揭示的社会问题，以及这种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大致可以纳入廖丹的犯罪因素；再则，被人们称为“北京爱情故事”的廖丹的生活态度，也可视作一个道德意识日趋式微的社会中的积极因素。本案法官享有独立审判权，独立做出的判决应得到尊重，是否适用缓刑，相信法官会有裁量依据。真正要看到的是本案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发生此类事件的社会根源在哪里。　

    廖丹铤而走险的原因又何在呢？从报道看，首先是廖丹的文化水平不高，对国家医疗保障政策的了解比较肤浅，不善于寻求政府救助和社会资助。他选择违法的“私力救济”这一下策，与所谓的“底层怪圈”是有关系的。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困难人群制定的特殊救助制度，在现实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敏感响应能力。困难人群，多半也是求助能力有限的人群。如果救助制度不够灵敏、不够人性化，往往很难惠及特定的救助对象。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廖丹的“刻章救妻”悲剧并非全然由制度导致，而主要是因制度失敏所引起的。廖丹诈骗案是通过一个具体案例对制度的拷问。这就意味着有待于制度的完善才可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因为，对这起诈骗案，不管是何种结局，都不具备可复制性。在这起诈骗案的“情有可原”里，只有制度改善了当前医疗制度的实情，这种无奈下的以身试法才得以避免。

    目前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正处于一个有待完善的过渡阶段，其过渡性主要表现为缺乏系统性和全民性。不同地域、不同户籍乃至不同职务身份，享受医疗保障的程度也不同。特殊困难人群仅靠医保制度无法解决自身难题，还必须同时借助其他辅助性救助制度。医保的过渡性，在廖丹一家身上表现得特别典型和明显。从廖丹的特殊经历中不难意识到，好的立体化救助制度只有得到更好的落实，受到重大疾病困扰的家庭才能获得切实的帮助，整个社会也才能避免一再陷入情理纠结与情法冲突的心理怪圈。

    “私刻公章救妻”事件再次提醒，目前我国医保体制亟待加紧健全完善。如，医保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体制分割亟待整合统一、在地区之间的互认通用亟待加速推进，同时，各种医保报销水平待遇也亟待提高。唯其如此，“私刻公章救妻”的情理分裂，才可能真正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