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有句名言，说的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蒋慧权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夫妻俩操劳大半生养育四个儿女，如今都已成家立业，儿孙绕膝，过着安享晚年的幸福生活。孰知祸福相依。2005年老伴因车祸撒手人寰，使生性乐观开朗的蒋慧权顿时陷入无比悲伤和孤独之中。就在老人最需要儿女安慰和扶助的时候，蒋慧权的四个儿女却因各自忙于生计而疏忽了老人的感受。就这样，老人结识了经常在一起打牌的牌友瞿建秀并准备与之登记结婚。

    听说老父亲找了个牌友并准备与之结婚，蒋慧权的四个儿女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很难在一起共同生活，纷纷表示反对，先是以怕街坊邻居笑话为由去劝说，无论几个儿女你来我往怎么劝，老人就是油盐不进不为所动。但几个儿女并没有为此沮丧，便想以分割母亲的赔偿款来断绝老人的经济来源，迫使老人乖乖地就范。没想到，老人竟将老伴因车祸死亡获得的215000元赔偿款拿出来，当着四个儿女的面算了一笔账，其中为老伴办丧事用了50000多元。老人说他和老伴这一辈子养育你们几个不容易，自己首先要留下100000元给自己养老，其余则每个儿女每人10000多元全都给分了。

    看到老人就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和那个女人结婚，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老人的四个儿女就轮番到老人家里去要东西，不给就硬拿，让老人不胜其扰，以此让老人放弃再婚的想法。但事与愿违，越闹得不可开交，越让蒋慧权坚定了再婚的念头。最终导致老人与儿女间的矛盾不断升级，甚至有还几次惊动了派出所。直到2007年3月，蒋慧权在没有通知儿女和亲朋见证的情况下，即与瞿建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搬出小区租房居住，不与儿女来往。这让蒋慧权的几个儿女后悔不已，觉得是他们几个人把老人逼上了绝路，最终反倒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事实上，蒋慧权老人再婚源于老伴过世后一个人形影孤单，身边没有一个说话的人，内心孤独无法排解，加上儿女虽多但都忙于生计，无暇顾及老人，致使生性乐观开朗的蒋慧权没有了往日的生活乐趣，失去了精神寄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老人的儿女不是阻止老人再婚而是设身处地为老人多想想，经常探视老人，嘘寒问暖，或许老人也不会决绝地走到再婚这一步。

    从表面上看，老人再婚后移居别处，似乎要与儿女断绝关系，老死不相往来，但毕竟血浓于水，再加上老人无固定收入，生活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2011年3月，蒋慧权一纸诉状将蒋国忠、蒋国琪、蒋国辉、蒋国颖四个儿女一并告上了江苏徐州市泉山区法庭。蒋慧权在诉状中称，四被告系原告儿女，现原告年岁已大，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经济收入，现长期在外租房居住，四儿女对其生活不闻不问。原告老无所依，向四被告要赡养费维持生活，四被告均不予理睬。现请求依法判令四被告每人每月给付300元赡养费，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在庭审中，四被告辩称，赡养费不能直接给原告。因为原告赌博，还在外面找女人，钱都没有花在正路上，另外被告母亲死亡赔偿的二三十万也都在原告手里。原告可搬回家中，轮流到四被告家吃喝，或者把原告送进养老院，由四被告按徐州市人均生活水平标准给原告生活费，但只能照顾原告，不能照顾和原告住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2011年5月，法庭经审理认为，为人儿女者，在父母生活困难或无劳动能力时，应当对父母尽到赡养扶助的义务。本案中，原告蒋慧权无其他收入来源，且已七十多岁高龄，应是在家中享受晚年之福之时，虽原告认可其有100000万元的赔偿款，但四被告作为原告的儿女仍应适当履行对原告蒋慧权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以使原告颐养天年。

    由于被告的辩称意见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与原告生活现状不相符，故结合原告住所地的生活水平以及原、被告的收入等具体情况，酌定由四被告每人每月向原告蒋慧权支付150元赡养费为宜。综上，法庭依照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判决被告蒋国忠、蒋国琪、蒋国辉、蒋国颖自本判决生效后的次月起，于每月20日之前各支付原告蒋慧权赡养费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