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韦某，从被逮捕到宣告判决已经关押了很长时间，他的家属也很久没有韦某的消息了，判决宣告后，韦某的妻子曹某来法院找到我，问我有关韦某的情况，最后，曹某请我带一句话给韦某“你在监狱里面一定要好好改造，我会在家带好孩子，等着你出狱。”我能听出她发自内心的声音，对她的遭遇也深感同情。我有机会来到看守所，把这句话转达给了韦某，韦某深刻的理解曹某的不易，也托我带话给曹某“我会好好改造的，这几年就辛苦她了，好好把孩子抚养长大成人。”当我准备告诉曹某这个消息时，曹某却说“家人还是劝他们离婚，昨天思考了一天，我还是决定和他离婚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带话给韦某，也不知道该不该再带话给他，我只知道我已无话可说。

    同样是一个被告人和家属也让我陷入了如此尴尬的境地。在向被告人王某宣判时，问他是否服判，是否上诉，王某回答让家里决定。于是，我给他的妻子刘某打电话，刘某当场回复我不上诉，我也按照刘某的意思转达给王某。但在上诉期满的最后一天，王某的哥哥拿着一份上诉状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他们准备提起上诉，按照法律规定，宣判时不上诉，但在上诉期内提交上诉状或口头上诉的依然有效，我收下了王某家属的上诉状，并及时将上诉状及案件材料移交到上一级法院。当我在看守所再次见到被告人王某的时候，王某反问我“你不是说家里人不上诉吗？他们怎么又上诉了？”顿时，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欺骗了人家一样，但我也知道再多的解释也是无力的借口。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些事情到底是谁的错。我觉得我没有做错，相反，我觉得我是在做好事。但是被告人和他们的家属也没有错，因为那都是他们的权力。到底该不该当他们的传话筒，我在思考，一直也没有得出答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再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把问题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