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死刑问题，高铭暄说，我国的主流观点认为，从我国国情出发，死刑是同极其严重的犯罪作斗争的强大武器，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要坚持“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的方针。从立法层面看，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死刑罪名偏多，1997年刑法典原规定的死刑罪名有68种，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其中13种，迈出了死刑改革坚实的一步，反映很好，但也还有55种，仍然偏多。

    高铭暄认为，对于死刑罪名中属于非暴力犯罪的，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可以考虑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分期分批地逐步予以废除，这不仅不会影响到社会秩序的维护（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13种罪的死刑，没有对社会秩序造成任何负面效应，就是明证），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家的形象，有利于保障人权事业的发展。当然，限制和减少死刑，不仅是立法上的事，更重要的还是司法上的掌握。司法机关应牢固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理念，严格遵守诉讼程序和证据规则，坚决落实“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的政策，严格掌握“罪行极其严重”这个法律标准，把死刑的锋芒主要对准极少数极其严重的暴力犯罪，在死刑范畴内尽量向死刑缓期执行倾斜，注意把酌定从宽情节纳入“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视野。只有这样，才能切实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

    在谈到罚金刑问题时，高铭暄说，罚金属于财产刑，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判处罚金，对于那些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和犯罪单位来说，既可以剥夺其继续实施犯罪的经济条件，也能起到惩罚与教育的作用。

    高铭暄表示，我国刑法中挂有罚金刑的罪约有200多种，其中有数额（包括明示数额或倍比数额）的仅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没有数额。特别是对100多种单位犯罪中单位的处罚，除了骗购外汇罪和逃汇罪外，其他一概没有数额。罚金不作数额的规定，严格说不太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也不符合世界各国刑法中对罚金刑均有数额规定的通例。这一方面使司法实践难以掌握，使广大民众难以预测，另一方面造成各地法院适用上的悬殊现象。罚金不等于追缴违法所得：违法所得有多少追缴多少；罚金则是针对犯罪人原来合法所有财产，罚其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滥判罚金，往往无法执行，成为空判。判了罚金刑，但又不能执行，有失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的权威。

   “罚金刑应有数额规定。”高铭暄建议刑法修正时对罚金的上限和下限作出明确的规定，可以根据犯罪的不同情况采取明示数额制罚金或者倍数制、比例制罚金，其参照系数可以是被告人的年均收入、经营数额、销售数额、应税数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