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女性能够比较成功地在文坛上立足，就必定要用别样的眼光去看她们吗？木子美的书我没看过，九丹的书也只是粗略地翻过《女人床》，直言不讳地讲，我并不欣赏。可即便如此，我也仍会为她们鼓掌，只为她们的那份率真与勇气。

　　“美女作家”乍听上去是多么光艳照人，可实际上却是对女性作家的贬义称谓。这种标示似乎有意将女性从文坛中孤立起来，单独构成一种商业现象。如此不堪。

　　纵观文坛，从中国最早的《诗经》起，有屈原的《九歌》，宋玉的《九辨》。汉至隋年，出了李延年，曹操，陶渊明。到了唐五代的鼎盛时期，又出了王维，李白，杜甫，柳宗元，韩愈，白居易等名垂千古。而宋至清年间，又是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曹雪芹的风采四溢。一口气背出来的竟都是些男子的名讳。

　　梁代的钟嵘在编《诗品》时发现只有一位女诗人班婕妤，于是感慨地在诗品序中说：“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这短短的感慨在此后一千多年当中并没有任何转机，男性依然以他们霸道的方式，不止独霸政治、经济，也同时独霸文学的国度。两千年间，能够与男性并驾齐驱的女性，只有李清照一人而已。然而此后撰写文学史、诗史的人连钟嵘式的感慨都没有了，只当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已。

　　再回到现代文学史上，自幼习得的又是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朱自清等标志性的人物。有人说还出了个冰心。对，唯有冰心一人可以自五四运动起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舞台上散发些光芒。可就是冰心也不过走了条儿童文学的道路。

　　70年代的席慕容以极其女性的诚实与狂想呼唤起了一整代人的希望，却也因女性身份而加重了少数人对她的成见。80年代，又有了三毛和琼瑶，成了新一代人追逐的梦想，可她们一个悲剧性人生，一个悲剧性戏剧，又怎比得上金庸、二月河等文豪的大家风范！

　　中国数千年间，只出了这么几位数得上来的女文人，可谓凤毛麟角，这难道不是中国文坛的悲哀吗？

　　而当今文人，无论在文学的圈子里如何喧腾，也没有与大众生活发生真实密切的广泛共鸣，似乎更愿意在其个人的空间里做文字的营造。与此同时出现的木子美、九丹等女性作家，她们勇敢地冲上了文坛前沿，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方式擦亮大众的视听，何尝不是件幸事呢？

　　可就是这些走在前沿的女性又被舆论冠以“身体写作”的恶意逻辑。有评论说她们张扬，放肆，色情，心理不健康。可让我们看看这些“不健康”的女人，那一个不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传媒产业孕育而生的巾帼之士？不是遵循着一条合理的路成长？难道是我们的教育系统出了问题？恐怕没有人会承认。

　　这些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涌现出的反叛女性，不过是想找到一种自我宣泄的途径，尝试着突破传统规则，用自己的方式描述对人性和事物诸多可能性和复杂性的理解。只可惜，她们的突破口却是被几千年来的正统压抑下的性！于是，被批判，被炒作，像一条条离群的鱼被扔在岸上示众，平白遭受非议。

　　为什么不能写性？为什么女人不能写性？男人写性，成了探索人性的哲理性学研究，女人写性，就成了色情传播的身体诱惑。贾平凹也写过性，我们不是依旧宽容的把他视为乡土作家，木子美写性，便成了舆论焦点。难道女性就必须完全遵循世俗规则的路，在文字语言的世界就必须遵循一种古典？恐怕，仍是那几千年才出一个李清照般的惊鸿一瞥吧。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赞成真的“用身体写作”，我只是不愿看到这些无聊的舆论炒作，不愿看到中国文坛上的这座倾斜的天平。我想，她们大约也未曾想过要领导文风或改革社会一类的事，女性主义的运动也与之无关。她们只是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写了些我们不敢写的文字，何过之有呢？那些粗糙的野性和血腥，又何尝不是一本真诚纯粹的书呢？何不宽容待之？

　　众人只看到她们在争议中走向了一个高度，谁又知道那高处不胜寒的心境？写作的本质就是释放出人性，需要的是静默，是一条坚韧而隐忍的精神实践的路途，那些喧嚣的人不属于此。让我们把更多的精力关注在作品上吧，而非作品背后的那个女人。

　　至于这些女性作家的名字是否经得起历史的冲刷，是否仍会面临误解和贬谪，都已不再重要。如果是烟花，有过瞬间的璀璨便已足够。

　　毕竟，写作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