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至今，浙江省义乌市公安局向检察院提起起诉1.7万余名犯罪嫌疑人，未发生一起败诉、无罪判决、国家赔偿和冤错案例。“这得益于该市构建的‘快办案、多办案、办好案’执法办案工作体系。”义乌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吴益中8月9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义乌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人口大进大出，治安、刑事案件迅速增多，案多人少矛盾突出。近5年来，义乌市公安局向执法规范化要警力要效率要公正，几经努力，一跃成为浙江省执法规范化建设领跑者。

    办案积分鼓励民警多办案

    8月7日14时30分，义乌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大队长吴承良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打开执法监督平台，为结案案件评分。自2010年平台运行以来，他每天都要对办结案件评分。平台根据评分高低与案件数量，综合生成民警办案积分，直接与其工作绩效考核挂钩。

    记者在义乌市公安局网页上看到，稠北派出所民警蒋旭波以案件数量116.0分，案件质量30.9分，名列第二季度全局民警办案第一名。

    义乌市公安局政治处主任王海涛告诉记者，办案积分不仅与民警的工作考核挂钩，还将成为其参加中层干部竞选主要依据。按照积分规则，每季度执法办案积分第一的民警，政治处将提请局党委予以嘉奖，年终时作为评先、评优、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参考依据。

    王海涛说，两年来，全局竞聘上岗中层干部115名，其积分都排在全局1000多名民警前茅。担任所长、副所长等中层干部之后，也会有积分排名，年终时，按照积分进行考核，作为此后升降、去留的重要依据。

   “积分制明显提高了民警的办案热情。”吴承良介绍说，积分制实施时，2010年义乌公安起诉数只有3000余人，到了2012年，起诉数达到了6000余人。

    目前，浙江省公安厅已在全省公安机关推广运用义乌公安执法监督平台和办案积分制做法。

    案件会商督促民警快办案

    在吴承良办公桌案头，摆放着一份《第二季度案件会商情况分析》。正是这份会商情况分析，鼓励了民警快办案。

    有着15年公安法制工作经验的吴承良说，过去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法律规定刑拘期限最长30天，往往在第29天，案件的案卷才送到法制员处审核。“有一小部分民警不考虑当事人权利和办案效率。”他说。

    现在，义乌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每季度都会对久拖不决案件进行一次集中梳理，局领导、法制员、办案民警坐在一起共同会商：确实达不到证据条件的，提出补充侦查意见；其他案件则限期进入下一步法律程序，及早结案。

    2013年2月，稠北派出所辖区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犯罪嫌疑人翟某被依法取保候审。由于经办民警认为现有证据不够移送审查起诉的条件，该案被拖了近半年，翟某始终在被取保候审，受害人也未得到赔偿。

    法制员会商后认为，虽然该案部分证据存在不足，但整个证据链是完整的，不影响案件定性，向小陈提出了限期一周移送审查起诉的意见。

    7月23日，在法制员会商问诊后的第五天，将近半年未结的案件终于侦查终结。

    吴承良说，快办案，就是快取证、快报批、快审核和快审批。除了督促侦查人员快取证、快报批之外，法制大队对自身快审核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初，调整了警力配置，从过去的四分之一法制员值班审核案件，调整为二分之一法制员值班审核案件，共对刑事案件、行政案件提出568条审核意见，会商45起久拖不决案件，大大提升了全局的办案效率。

    预审办案引导民警办好案

    吴益中说，不论是多办案还是快办案，最终目的和根本追求还是办好案。如今在义乌市公安局，严格公正规范执法、理性平和文明办案已成为每名民警的办案座右铭。

    为了落实每案必审、每案必评、差案必改、错案必纠举措，今年初，义乌市公安局率先恢复成立了预审办案大队，对案件侦办流程进行实时监督审核。

    7月20日，预审办案大队民警骆慷在审核一起贩卖毒品案件时发现，经办民警可能“关错了人”。原来，骆慷在公安信息系统平台上进行信息比对时，发现身份证上的照片与犯罪嫌疑人面容有诸多不符之处，怀疑可能不是同一个人。

    骆慷立即联系经办民警，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指纹比对。通过刑侦技术鉴定，发现犯罪嫌疑人指纹与宁波公安处理过的一违法人员马某的指纹相同。义乌警方立即致电马某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让家属辨认，终于确定了马某的真实身份。

    在证据面前，马某只得老实向警方交代，之前冒用的身份证是其在安徽务工时捡来的，因为他过去被警方处理过，有过前科，怕被从重处罚，所以编造了假话。

    此时，马某已被检察机关批捕。如果警方没有在移送起诉前查明其身份，那么，一旦法院判决罪名成立，刑事犯罪前科的黑锅就得由那位丢失身份证的被冒名者来背了，一起可能发生的错案得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