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一时的“佛山小夫妻有偿代购火车票被拘”事件，似乎随着二人取保候审而画上了句号。但事实上，此事尚未尘埃落定。从申请行政复议到提起行政诉讼，这对小夫妻的人生还在不断地出现波澜。

    刑事拘留12天后，钟权桢和叶霞夫妇得以取保候审。这个消息让当时看守所外为数不少的围观者松了口气。　　　

    轰动一时的“佛山小夫妻有偿代购火车票被拘”，似乎画上了句号。　　

    然而，九个月后，这对夫妻却以起诉人的姿态，再次高调地出现在公众面前。　　回顾两人近一年来的经历，2013年1月10日，因涉嫌“高价倒卖火车票”，被广东省肇庆市铁路警方刑事拘留。6月26日，警方将刑事拘留变更为行政拘留。9月5日，钟权桢向广州铁路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但复议结果认定，两人构成倒卖车票的违法行为。　　

    10月22日，两人向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要求广州铁路公安局肇庆公安处撤销行政处罚决定。10月30日，端州区人民法院发出案件受理通知书。　　而自今年1月份以来，重获自由后的钟权桢夫妇并未满意。相反，他们还在试图为自己洗除触犯法规的“污名”，以争取“清白”的身份。　　

   “怕老了谈论起这件事，心里有遗憾”　　

    取保候审后，这对“80后”小夫妻转让了广东省佛山市的小店，转而来到东莞市，开了一家他们梦想中的电器店。　　　

    至于为何搬家，在面对法治周末记者的询问时，钟权桢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地方没有人认识我们。”　　

    被肇庆铁路警方拘留时，钟权桢和叶霞新婚才3个月。他懊恼自己连累了妻子——“一个女人，她只要生活平淡就好”。　　

    此前，有邻居评价钟权桢是“百分百的老实人，从不出去喝酒、耍”。　

    如今，行政复议、起诉，钟权桢的一系列的动作却让不少亲属都意想不到。不少人认为：“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这个结果也不算很坏，不要因此影响现在正常的生活。”　　

    但钟权桢却表示“不愿意背负触犯法规的名声”，“怕老了谈论起这件事，心里有遗憾”。　　

    直到现在，他坚持认为自己“没有犯倒卖火车票的罪”。至于犯没犯错，“我也说不清楚”。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小学毕业的钟权桢反复阐述这一点。　　在钟权桢看来，当初以每张加5元的价格为农民工代购火车票，是出于“想帮忙”的心态，同时“也为自己赚点钱”。　

    据钟权桢说，不少四川的农民工告诉他，自己回家至少需要在火车上过二十几个小时。这让回家仅需4个小时的钟权桢莫名地激动：“出来打工都不容易，好多人多拿几十块钱，我从来不多收。”　　

   “(当初我)代购火车票只收5元钱，这个价格我是按照火车票代售点的标准来定的。拿票则另加5元钱。”他强调：“来回火车站一趟，最少需要4元钱，还不算人工费。”　　　

   “连法律条文都拿出来了，那我肯定犯法了”　

    1月8日，全国铁路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击倒票的“猎鹰——2013战役”，钟权桢是广东战役的第一个“猎物”。　　

    当他从“小店主”迅速变为“被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后，肇庆铁路警方称，这是今年以来广东最大的“黑票点”。　

    在看守所里，他一度认为自己犯了法。有人引用相关法律条文告诫钟权桢，这让他觉得，“连法律条文都拿出来了，那我肯定犯法了”。　　

    彼时，钟权桢并不知道，看守所外，他们代人买票如何定性，正在引发各方舆论的激烈碰撞，而钟权桢夫妻俩甚至引起法学界人士几乎“一边倒”的支持。　

    取保候审后，钟权桢才得知，自己和妻子的事情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几乎每天，他都会坐在电脑前“刷网页”，等待对此事的评论更新。　

   “看到支持我们做法的网友评论，我真的会很开心。”钟权桢说。　

    此时，钟权桢的姐姐已经为他聘请了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修蛟和潘正儒。网上的评论和律师的解释，又让一直觉得自己“犯法”的钟权桢，有了不同的感觉。　

    现在，钟权桢已不太关注网上的评论，仅仅小学毕业的他开始研究法律。在他眼里，这无疑是门“高深的学问”。　　

    据李修蛟回忆，钟权桢和叶霞刚取保候审时，不愿见记者。他们小心翼翼，对外只是反复称自己“犯法了”。　　　

   “标志性的结果”　　　

   “现在，他成熟多了，能够稳定、清醒地面对这件事。”律师李修蛟称，“上诉时，他明知诉讼可能失败，却仍然对我说，‘没问题，一定把维权进行到底’。”　

    不过，如今，妻子叶霞仍有另外的担忧。这个向往平静生活的女人，害怕行政复议、上诉会再一次打破眼下的安宁日子。　　

    但她也有不小的变化——不再排斥丈夫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　

    在钟权桢的QQ中有一个特殊的QQ群，这个群中的网友与钟权桢有着相似的代购火车票的经历。　　　

    事实上，钟权桢的案件并非首例。早在2010年，一位马姓男子因代人订票而被控倒卖车票罪。　

    钟权桢认为：“我的案子是否胜诉，是标志性的结果。”在研究法律后，他颇有心得体会——从铁路公安的管辖范围，到过往法律的效力问题，他都能一一列举出自己找到的“洗污”依据。　　　

    比如，在登录铁路网络订票官方网站后，钟权桢注意到，用户注册信息中注明了“允许代购”。　

   “但并未声明，能不能有偿代购。”他说。对此，他认为自己可能只是犯错，而不至于犯法。　　　

    在钟权桢试图为自己和妻子“洗污”的路上，李修蛟也对钟权桢进一步阐释了这种“标志性”。“希望通过这一案件，推动修改、完善法律法规，为此后修法提供借鉴。”他说。

　　访谈　

    钟权桢：或继续有偿代购火车票　　

    法治周末：既然你坚持自己和妻子没有犯法，还会继续帮别人代购火车票吗？　　钟权桢：我的事情还没得到解决，心里压力很大，暂时不会帮别人，否则“二进宫”就惨了。如果我能胜诉，百分之百会帮别人买的。毕竟，胜诉就意味着我的行为是正确的。　　

    法治周末：如果还继续代购，还延续以前的收费吗？

    钟权桢：收费标准还跟现在一样，5元钱一张，但可能不会帮别人去拿票了。　  法治周末：你被警方定义为“倒卖火车票”，在某种意义上，这等同于“黄牛”，你怎么看待？　　　

    钟权桢：感觉跟黄牛有点区别，又有点像。行为有点类似，也有点区别，但得到的利润和初衷是完全不一样的。　　

    法治周末：你现在对自己当初的行为有明确定义了吗？

    钟权桢：很明确，非常明确。没有倒票，绝对没有犯法。　

  　法治周末：在网络上，你获得了非常高的声援和支持。在你的内心中，网络支持与判决胜诉，你更看重哪一个结果？　　　

    钟权桢：网上的支持。哪怕判决结果还是维持原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我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心理上获得的安慰要大于判决结果。

    法治周末：既然如此，为什么你还如此坚持，追求法律胜诉？　

    钟权桢：这是两码事。民众支持我，这是心里的安慰，但如果有更好的结果出现，就是两全其美。不仅有名誉上的支持，更有法律程序上的认定。我们到底有没有犯法，我们的身份，最终需要法律的认定。　　　

    如果法律能够认定我(无罪)，我以后还能够为农民工代购火车票。农民工能得到方便，我也能获得我想要的利益。　　　

    法治周末：你帮忙购票的农民工，事后有没有回来找过你？　　　

    钟权桢：有二三十个农民工回来找过我们，有的还带着(报道佛山小夫妇涉嫌“高价倒卖火车票”被刑拘事件的)报纸来。他们会问问案子的进展，说“人出来就好”。　

    法治周末：你的律师认为，这场行政诉讼的官司有可能败诉。在你心里，你有多大把握胜诉？　　　

    钟权桢：不管有多大把握，我都会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