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朋友向我咨询出庭作证的问题。他说，他的两个朋友闹离婚，都在打电话向他咨询。女方才生小孩不久，女方一家人坚决拒绝男方去探望小孩，且指责男方遗弃她和小孩。男方为探望小孩，经常邀请他一起去女方家，一是女方和他属于朋友关系，可以避免男女方发生直接冲突，二是作证，证明他没有遗弃女方和小孩。双方正在闹离婚，一直相互指责对方的不对。

    他跟我说，万一有一天，双方要他出庭作证，他不想去，因为跟男女方关系一直都不错，出庭不知道该如何说，但他可能是最清楚他们之前情况的一个人了。

    学了多年民事诉讼法，在法院呆了多年的我，认为他就应该出庭作证。《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知道真相的公民有义务出庭作证，但此刻的我，没办法对他有理有据地说这些，突然有一种不知所以然的悲怆感。

    在几年的人民法庭工作中，我发现，民事证人拒绝出庭的现象广泛存在，证人出庭成为了法官并不期待的事情，我的朋友这么说，我并不感到意外，似乎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说服他。

    替双方是熟人的当事人作证，证人要承受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为一场与之无关紧要的官司，要面临被人(对方当事人及亲属)唾骂或被乡里乡亲称呼为骗子的风险，更可能造成证人与另外一方当事人新的纠纷，损害证人与当事人之间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对出庭作证的证人几乎没有什么保护性措施和经济刺激下，证人选择保守的方式（拒绝出庭或者出具书面证明）维护自身在熟人圈里的印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熟悉背后的故事，所以，此刻，我没办法说服朋友。

    德国法社会学家托马斯.莱塞尔指出，不论人们是否接触过法律，人们都有正义感或非正义感，会本能地知道：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人民可以提出何种要求，应该承担何种义务，如何评价他人的行为。他把这种最原始的对于法律的感受称之为法律直觉，并认为这种感觉存在于个人的潜意识和情感中。

    在事关是非黑白公平正义等的大事上，每个人的意识里自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和标准。在是否出庭作证的问题上，证人一定存有自己对法律最直接的感受，他对于法庭、法官、出庭作证这些基础的法律元素有一种什么样的潜意识，这种法律直觉是否有着对法律情感的趋同，对于决定他是否出庭作证至关重要。

    证人如果认为自己身为公民就有出庭作证的义务，那么在他的脑海里一定存有强烈的正义意识，这种意识指引他本能地要出庭伸张正义，如果如我的朋友般拒绝出庭，那么可能是他的法律直觉告诉他，出庭作证并不美好。

    法律直觉是国民对法律缺乏意识监控的认知过程，是习惯成自然的心理活动，这可以说是人性本能的体现。这种意志的自然表达有着深厚的人性基础和复杂的社会根源。

    现如今，受“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思想影响，认为案件与自己无关，抱着明知对错、少说为佳的态度,不愿得罪任何一方当事人，纯粹为了追求公平正义而愿意出头的人变得越来越少。证人在决定是否出庭前，进行了比表面上更多的内心考量，在礼法习俗、社会环境、经济成本的再三衡平下，他的法律直觉告诉了他，不要出庭。

    国民对法律的认知过程有许多不为我们所知的“暗箱”，如果能够认识到“决定”之前所进行的艰难思考和挣扎，研究国民的法律直觉，将更加有助于我们认识司法过程的情感关注，以协作的视角形成理想的司法指引模式。

    我国的法制建设应该关注国民对法律的认知过程即法律自觉，只有这样，民众对法才能比较容易接受，法律的执行效果才能更好，更充分。在日趋文明的社会规则调整下，要更精准的体现正义就要求主体具备一定精神高度的法律自觉，改善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恢复司法理念眷顾，以情理法结合方式实现心中正义与现代法治的对接，这条路漫长而充满艰辛，需要法律人在今后的实践中重新审视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

    （作者单位：重庆九龙坡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