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5日一大早，我的电话铃声响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昨晚我们抓到袁某了，人已经羁押在宜兴拘留所”。电话是潘警官打给我的。

    “是嘛，那太好了，真是辛苦你们了。”可能是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有些惊喜、还有些激动。

    这一天，对于陆家来说，尽管来得有点太迟，但也给了不小的安慰。事情得从两年前说起，那是2012年1月26日，袁某与小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小陆一级伤残，90后的小伙变成了植物人。经过起诉、判决，袁某没有履行。2013年1月21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但袁某拒不履行且与法院躲猫猫，我和同事数次赴南京等地调查袁的相关情况，得到的信息是无财产、不知下落、离婚、父母隐藏、亲戚回避，可以说是杳无音信。

    小陆是个农家独生子，发生交通事故后一直躺在医院，陆家为此已举债几十万元。为了执结这个案件，我几次向有关领导汇报，几十次接待老陆，上百次打电话沟通联络。我经常冥思苦想，象这种已经想尽用尽法律赋予的一切手段，但仍然毫无进展的案件，到底该怎么办？我也质疑过法律规定，法院难道就不能突破传统，更多地利用现代科技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和下落？

    本案如同一个“死结”，解开难，不解开更难。我一时找不到好办法，觉得使不上劲，小陆的父亲老陆则越来越暴躁。陆家人三天两头跑法院，一会儿找我，一会儿找领导，时而哭诉，时而抱怨，甚至跪地祈求。面对陆家的过激言行，看着老陆越来越苍老和瘦弱的身影，我的心情也很复杂，有同情、有无奈、也有烦躁，但我心中始终有一个念头，决不能让陆家失望。

    这是一起典型的矛盾易激化的涉民生案件，在查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能否找到被执行人成了解决本案的关键所在。于是，法院决定利用执行联动机制，依法委托公安机关拘留袁某，后又将袁某涉嫌犯罪的事实材料移送公安机关，要求追究袁某的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很快进入了侦查程序。于是，我和潘警官成了工作搭档，我负责民事执行，他负责刑事侦查。

    法院和公安机关经过几个月的联手行动后，初步掌握了袁某的下落，并最终将其抓获。从此，老陆每天来法院要求见袁某，要求袁某履行。老陆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但我心里清楚，尽管被执行人被司法拘留，但要使其履行还要做许多工作。  

    在拘留所，我见到了袁某。这位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眼镜男”，大学本科学历，他的谈吐不凡但又言词闪烁。

   “你为何故意失联”？几句规定问话后，我进入了正题。

   “伤者家人要打要杀我全家，我只能回避”。他摆出了一副受害者的姿态。

   “假定你真的不方便出面，那你为何不请委托的律师联系我”？我紧接着问。

   “主要是怨气太大”。他答非所问。

   “你为何分文不履行”？我追问道。

   “我没有能力”。他的回答很干脆。

   “一年半了，难道你就不能适当履行吗”？我的问话触到了他的底线。

    他默然了。

    第二次提审，袁某的态度有了非常明显的好转，他愿意作出赔偿，并向伤者及其家属致歉，但他提出暂时只会作出部分赔偿，可老陆不答应。

    谁都知道拘留所的日子不好过，他前妻为他跑前忙后，想方设法筹措执行款项，争取他早日解除拘留。看着他前妻着急的神情，他们到底是感情破裂真离婚，还是试图规避执行假离婚，明眼人心中都有了答案。我想，有人出面就有希望。果然不出所料，袁某的前妻替他足额履行了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当老陆得知这一消息时，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又一个棘手案件解决了，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由此也产生几多感慨。当初，如果让我选择，法院执行工作并不是我的“最爱”，但也“日久生情”。不过，我从事执行工作已六年多，婚姻上有“七年之痒”之说，工作上可能也是如此吧，入行时的新鲜感已渐渐消退，偶尔还有想解脱的念头。只是，我每当遇到对法律满怀希望的当事人，看到案结事了后当事人的高兴劲，就又振作了精神，产生了动力，还是好好干吧。

  （作者单位：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