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收红包是改进医德医风的一块绊脚石。然而，在太原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四医院，有这么一批医生，用18年的坚守，退收红包超过百万元。近日，记者走访该医院，医务工作者表示，这是大家都该坚持的医德底线，“不能让白大褂上有污点”。

　　6个笔记本 3700余条良心记录

　　在太原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四医院烧伤科，记者看到6个大小不一、新旧不同的笔记本。第一本只有32开大小，泛黄的封面已经破损。翻开快要掉下来的封面，记者看到1997年1月21日的一则简短记录：“霍旅政退还病人300元红包，在周五会议提出表扬。”

　　“这是退还病人红包的第一条记录”，烧伤科副主任朱国强介绍说，“医院政治处的工作人员做过粗略统计，从那时到今年9月初，这样的记录共有3700多条，总金额超过百万元。”

　　记者翻阅这6本“红包冲抵住院费用登记簿”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红包金额多是两三百元，到近几年以单笔两三千元的居多，甚至有5000元的记录。而登记簿的内容也从最初的一句话简单记录，细化到现在写明患者姓名、红包金额、医生姓名、收红包时间、交住院押金、单据号等详细情况的整齐表格。

　　“十几年里我们在不断摸索，主要是为了方便核对和内部管理。”长期负责管理登记簿的烧伤科护士长付丽说。

　　超百万的红包是怎么退的？付丽介绍说，病人一般在住院头几天给主治医生送红包。为稳定病人情绪，医生暂且收下红包并到护士长处登记详细信息。然后，由护士去财务部门把红包的钱转为病人的住院押金。“这是瞒着患者的，等病人出院时在‘红包冲抵住院费用登记簿’上签字后，再拿着押金条抵消住院费。”付丽说。

　　18年坚持 从一科室推广到整个医院

　　“医生不收红包，有些病人便错以为嫌少。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医生没时间跟病人家属解释，只能采取这种折中的办法，先收下，再冲抵住院费。”红包冲抵住院费用的发起人、烧伤科主任冯晋斌对记者说。

　　冯晋斌回忆说，在1997年的一天，一位全身大面积烧伤的病人被送到烧伤科，情况紧急需要立即手术。进手术室前，病人家属给冯晋斌硬塞了500元钱。为了节约时间和让家属心安，他暂且把钱放进口袋。手术后病人进入正常治疗环节，冯晋斌便将500元钱充进了患者的住院费。事后，科室职工一商量，觉得是个好办法。从此，难以谢绝的红包充进住院费的做法便在该科室坚持下来。

　　“能坚持下来，主要是因为烧伤科一直有不收红包的气氛。”冯晋斌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的烧伤科老领导便以身作则，“登记簿只不过把这种习惯具体化了。”冯晋斌接棒后，更是把退红包的制度细化、固定化。“有领导带头，下面的人就不敢太过分，气氛慢慢养成了。”

　　付丽说，医院的回访制度也起到监督作用。“医院在病人出院后，会回访住院期间的情况，是否有医生收红包几乎是必问的事项。这客观上约束了医生的行为。”

　　自2013年开始，红包冲抵住院费用登记制度开始从烧伤科推广到整个医院。医院政治处主任芦大伟介绍说，2013年全院红包充进患者住院费金额达33.01万元，2014年是33.7万元。

　　“不能让白大褂上有污点！”

　　“医务人员拒收红包是份内的事，对于医生来说，把病人治好，让他健康地走出医院，才是最高兴的事情。”烧伤科主任冯晋斌说，“医者父母心，我们理解患者用送红包的形式，表达渴望得到全力救助的心情，但医生收了红包就打破医德底线。不能让白大褂上有污点啊！”

　　经过多年坚持，医院的正能量不断汇聚。记者在医院遇到一位拒收红包的实习生，这名实习生坦然告诉记者：“进修不仅要学习医术，也要提升医德，带教老师为人师表，我们当学生的更要积极向好。”

　　在医院病房，记者看到正陪老伴住院的太原市民张爱玲。这位50多岁的妇女一谈到烧伤科的医生护士便赞不绝口。“第一次来这家医院时给大夫悄悄塞了几百块钱，没想到人家给垫了住院费了。这次来住院，我就没想送红包的事，这里的大夫心好。”

　　“决不能因为蝇头小利被人戳脊梁骨。我们不收红包，站得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四医院院长房树志对记者说，“红包冲抵住院费登记簿变薄了，收到的锦旗、感谢信却多了；退的红包总金额降低了，患者对医院满意度却高了。”

　　从数据上看，2015年上半年全院累计退红包9万多元，与2014年同期相比降低了32％。“这说明红包在减少，医患之间的信任在重建。”房树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