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１２月１７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首次试行“微信庭审”，利用微信办案群进行庭审询问。报道称，郑州中院还将探索从“互联网＋审判”到“互联网＋立案＋送达＋审判＋执行＋服务＋管理”的工作新模式。

　　这则消息立即引发社会热议，法律圈内对这种庭审形式的创新更是褒贬不一。

　　今年以来，“互联网＋”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到各个行业。如报道所言，借助“微信庭审”方便了当事人，减轻了法官开庭的负担，看上去似乎有其合理性。但是，“微信庭审”的创新之举，至少在两方面是存疑的。

　　其一，“微信庭审”在程序上是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授权？诉讼的公平公正除了需要法官居中对争端的实体内容做出裁断，同样高度依赖审判的各个环节所体现的“程序正义”，即司法人员、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否则将承担因程序瑕疵导致的不利后果。

　　通观我国的诉讼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尽管对电子证据有明确的规定，但依托微信等互联网平台作为审判程序的载体，尚无法律的规定和授权。虽然我国诉讼法规定二审案件可以不开庭采取书面审理形式，但“微信庭审”是否等同于书面审理，法律上同样未予明确。

　　如此，“微信庭审”虽然看起来很美，但在程序法上是处于“裸奔”状态的。更进一步讲，参加庭审、退庭如同“拉人入群”“退群”这般随意，是否有损于程序正义？

　　其二，将“微信庭审”作为一项拥抱“互联网＋”的制度创新，是否符合司法审判的基本规律或当下司法改革的大方向？

　　众所周知，如同医生看病，司法同样强调“亲历性”，这要求法官亲身经历案件审理的全过程，直接接触和审查各种证据，直接听取诉讼参与人的言词陈述和质辩，从而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认”。作为本轮司法改革的“牛鼻子”，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关键也在于司法人员能否真正做到“亲历”“亲为”。

　　“微信庭审”看似法官与当事人直接对话，但依托的却是电脑和手机。当事人何种语速、何种表情都被“屏蔽”掉，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更是难以判断。

　　食物再怎么精细、进化，中国人的筷子也仍是“两根棍子”。改革需要创新精神，但一些基本规律不可违背。对司法这样有着自身独特规律的事物，一味拥抱“互联网＋”未必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