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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中央纪委通报党纪处分33名中管干部
作者:陈磊   发布时间:2017-08-04 11:47:31


    8月3日9时,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党纪处分栏目通报了最新一位中管干部的违纪情况: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魏民洲,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政治投机和政治攀附,政治品行败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政治品行败坏”,这是通报中首次针对中管干部使用的个性化表述。

  《法制日报》记者根据中央纪委官网党纪处分栏目梳理发现,今年以来,截至8月3日17时,该栏目已经通报了33名中管干部,类似个性化、具体化表述频繁出现。

  严肃处理违纪中管干部

  通报内容现个性化表述

  被宣布接受组织调查两个多月后,8月1日,中国银监会原主席助理杨家才被通报开除党籍和公职。

  杨家才严重违纪的行为之一是,“利用职权干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党纪处分栏目以如此个性化语言通报称。

  杨家才是60后中管干部,曾在湖北工作多年。

  1988年12月,杨家才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钟祥县支行总稽核,一年多以后进入人行湖北省分行,历任人事处副科长、科长、办公室副主任。

  在人行湖北省分行工作7年后,杨家才出任人行武汉市分行副行长、武汉分行营管部副主任。

  2003年,银监会从人行分离出来,杨家才出任银监会湖北监管局筹备组成员,副局长、党委委员,直至2005年调任银监会安徽监管局局长、党委书记。至此,他在湖北已经工作20多年。

  在银监会安徽监管局局长、党委书记任上短暂过渡后,杨家才上调银监会,担任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主任,2012年9月被任命为银监会办公厅主任,再半年后升任银监会主席助理、党委委员兼办公厅主任。

  在被调查之前,担任4年银监会主席助理的杨家才只有56岁,分管人事、办公厅、非银部、信托部、宣传部等部门。

  《法制日报》记者逐条统计中纪委官网党纪处分栏目发现,自今年1月3日通报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夏兴华开始,今年以来已经通报了33名中管干部。这一数字已经超过2016年被党纪处分的中管干部之和,去年通报党纪处分29名中管干部。

  “中管干部是‘关键少数’中的‘少数’,他们的廉洁自律情况会对全体党员干部队伍产生示范效应。”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中央对中管干部违纪行为的严肃处理,充分说明任何人违反党的纪律都要受到惩治,同时也反映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

  在被通报的33名中管干部中,25人被开除党籍,8人被给予其他党纪处分。

  此外,在被开除党籍的25名中管干部中,22人因涉嫌犯罪,相关线索被移送有关机关处理,另外3人按照违纪进行处分,包括夏兴华、刘新齐和尹海林。

  夏兴华也是今年被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党纪处分通报的首个中管干部,而且是已经退休。对夏兴华的通报时间,是1月3日,2017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夏兴华出生于1952年,自进入民航系统后,曾担任中国民航总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前身)体改法规企管司司长、机场司司长、政策法规司司长、民航华东管理局局长等职,并于2009年8月起担任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2014年4月,夏兴华卸任。不久,他当选为中国民用机场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

  根据公开报道,2016年9月,他曾以中国民航机场协会理事长身份考察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3个多月后,夏兴华受到党纪处分,按主任科员确定退休待遇。

  再说到杨家才,在中央纪委官网对杨家才的通报中,值得注意的表述是:杨家才为个人职务提拔搞非组织活动;利用职权干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破坏金融系统政治生态和市场秩序,损害银行业监管机构形象。

  《法制日报》记者通过梳理中央纪委官网发现,“利用职权干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破坏金融系统政治生态和市场秩序”这样的个性化表述,是首次在通报中使用。

  假档案假身份证欺骗组织

  亦官亦商搞攀附卖官鬻爵

  《法制日报》记者梳理发现,类似个性化语言,在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官网党纪处分栏目的通报中,则是频繁出现。

  今年1月3日,中央纪委通报夏兴华“明显低于市场价购买住房”;1月20日,同样的表述出现在中央纪委针对天津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尹海林的通报中。

  3月8日,中央纪委通报广东省委原常委、珠海市委原书记李嘉称,其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篡改本人档案并向组织提供虚假说明”。

  根据公开资料,李嘉,1964年9月生,籍贯湖南湘阴,1987年7月毕业于中山大学,从中山大学团委干事开始,一路晋升直至共青团广东省委副书记,前后在共青团系统里工作16年。

  2003年,李嘉离开共青团系统,担任广东省梅州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后出任梅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12年,他调任珠海市委书记,接着晋升广东省委常委,当时是广东省委常委班子中最年轻的常委。

  2016年3月,李嘉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一年之后,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此外,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变公务接待场所为个人奢靡享乐据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王银成,“拉拢腐蚀组工干部”“长期独占使用公司活动室”;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杨崇勇,“办理假身份证件,并以此私自出境,长期向组织隐瞒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等。

  “通报中使用的个性化语言具体而清晰,体现了中央对中管干部违纪问题的精准打击,也表明了当前我国反腐败坚持的问题导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对中管干部通报运用的个性化表述,反映了中央纪委执纪监督的专业化、精准性。”宋伟说,此外,根据事实对中管干部的违纪行为进行认定并通过个性化词语表述,让党员干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中央纪委的通报中,除了这些针对个人事项的具体表述之外,还有针对中管干部一些行为的总结性表述:甘肃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搞团团伙伙,培植私人势力”;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搞政治攀附”;安徽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周春雨,“长期‘亦官亦商’,大肆攫取巨额经济利益,违规从事投资经营等活动”;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文科,“为搞攀附输送巨额利益,大肆卖官鬻爵”;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主席助理张育军,“‘靠山吃山’,扰乱资本市场秩序,损害证券监管部门形象”。

  “结论性的语言表述,提炼了中管干部违纪背后所具有的共性,为未来执纪监督提供经验,也为预防类似违纪行为的再发生奠定基础。”宋伟认为。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中央纪委针对中管干部违纪的个性化表述通报,说明执纪监督已呈现出专业化、科学化和精细化的趋势。”杜治洲说。

  个性化新词进入党内法规

  经验转化为管党治党制度

  梳理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党纪处分的中管干部,用字着墨最多的是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不计标点符号,仅问题部分就有整整290个字。

  中央纪委针对陈树隆的通报用语也很尖锐,说他“毫无政治信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接着称其“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长期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进行经商营利活动,大肆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

  陈树隆,1962年11月生,安徽巢湖人。

  据公开资料显示,陈树隆1983年进入安徽财贸学院会计学系学习,为他日后从事金融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成为安徽财贸学院一名教师兼辅导员。1989年,陈树隆走上仕途,担任安徽省财政厅综合处科员。

  在仕途上几经努力,1998年1月,陈树隆出任安徽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被明确为副厅级领导干部。2001年,他被明确为正厅级领导干部,职务也变更为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国元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02年9月,陈树隆转任合肥市副市长,一年多以后被调往安徽省芜湖市,出任芜湖市委常委、副市长,并于2006年出任芜湖市委副书记、市长。2008年6月,46岁的陈树隆出任芜湖市委书记。2011年10月,陈树隆进入副省级干部序列,新晋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2016年11月3日,中共安徽省第十次代表大会,陈树隆落选安徽省委常委。几天之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称,陈树隆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当时,其担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在调查近半年后,中央纪委通报称:陈树隆“政治上攀附、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

  在杜治洲看来,从目前看,这些表述非常具体,非常个性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纪委会针对同类现象作出同样的表述,从中可以揭示出规律性的东西,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中央可以考虑将比较成熟的、规律性的个性化语言纳入党内法规,以对党员干部提出更加明确的规范要求。

  宋伟同样认为,这符合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规律,即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将这些经验转化为管党治党的制度法规。

  例如,2015年7月24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同年10月16日,中央纪委通报称,周本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

  2016年1月1日,修订后实施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列入违反政治纪律范畴。

  2015年8月1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称,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在党内搞团团伙伙,大肆进行利益交换、利益输送”。“在党内搞团团伙伙”,同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列出的违纪行为之一。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制度的修订都遵循了这样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实践过程和制度制定的有效衔接,提升了制度建立的科学性、针对性、操作性。”宋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来源: 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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