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父母的情感关系走到尽头，如何最大程度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使其在爱与关怀中健康成长，是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的核心关切。近日，贵州省息烽法院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成功调解一起因非婚同居关系解除引发的抚养费纠纷，弥合亲情裂痕。 

协议模糊起纷争  

生母拒付抚养费 朱某与杨某通过网络聊天认识，自由恋爱后开始同居生活，2017年1月，双方生育一子朱某某（现年8岁）。2020年7月，双方协议解除同居关系，约定朱某某由朱某抚养，杨某“根据自身经济条件支付抚养费”。因协议未明确具体金额，双方对抚养费支付问题产生严重分歧。杨某认为协议赋予其“有则付，无则免”的权利；朱某则认为杨某作为母亲，负有法定抚养义务，协议不能免除其责任。 

多次协商无果后，朱某作为朱某某的法定代理人诉至息烽法院，请求判令杨某自2025年7月起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至朱某某成年，并支付2020年7月至2025年5月期间拖欠的抚养费11万余元。

法理人情双驱动柔性疏导解心结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敏锐意识到，一纸判决虽可定分止争，却难以修复亲情、真正契合未成年人长远利益。庭前，法官深入调查得知，朱某某随父亲及祖父母生活，学习生活开销较大；杨某现已再婚并育有年幼子女，目前无稳定收入，但杨某曾在2020年9月向朱某某支付过4000元抚养费及购买部分生活学习用品，并非完全未履行义务。 

基于此，法官根据双方情况分头进行劝解。一方面，对朱某释明当地实际生活成本，引导其理性看待诉请金额。孩子健康成长不仅需要物质保障，更离不开父母双方的关爱。结合杨某现实困境，劝导其在抚养费金额上适当让步，为孩子争取更和谐的亲子关系氛围。另外一方面，向杨某深入阐释法律规定，明确指出支付抚养费是其作为母亲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血脉亲情与法律义务并存。即便生活不易，也应对非婚生子朱某某承担起应尽的抚养义务。 

经过承办法官庭前、庭中、庭后多轮耐心细致的“背对背”、“面对面”调解，并在双方代理律师的协同努力下，当事人的心结逐渐打开，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杨某自2025年7月起，每月支付原告朱某某抚养费人民币600元，至其年满十八周岁止。原告自愿放弃其余部分诉讼请求。此外，在法官主持下，双方就杨某探视孩子的具体方式、时间等达成一致意见，签署探视协议，共同为孩子营造稳定、健康、充满亲情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