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钟洵，现年60岁，医学博士后，旅居法国。2000年开始转变“身份”，出马担纲“大蛇头”。经过5次大规模组织策划，他和同伙共组织541名温州人偷渡，其中294人已成功出境并滞留国外。该团伙收取到的偷渡费用高达600余万法郎和3000余万元人民币。2004年4月12日，被告人李钟洵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回顾这起惊天偷渡案，李钟洵及其同伙的作案手法的确让人吃惊，而此案带给社会的深层次问题更让人震惊。

    17本真护照牵出集团偷渡案

    2000年夏天，一封由法国寄往温州的可疑国际邮件被海关查获。经检，正面装有17本已经经过法国领事馆签证的真护照。这些护照的持有人均为温州瑞安市一些学校的学生。可疑的是，这些护照只有出境记录，而无回国记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说这些学生出国后就没回来？如果出国后不回，又何必再把护照寄回来呢？

    一连串的问号引起了温州海关的高度警觉，立即向公安机关通报了案情。案情同样引起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他们马上立案进行侦察。经初步侦察得知，这些护照的持有人在2000年7月同时参加法国的一个夏令营活动，签证到期后至今未归。公安机关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集团偷渡案。遗憾的是，由于寄信人在法国，且真实身份不明，许多直接证据一时难以查获，案件不能马上结案。公安机关决定放长线钓大鱼，条件成熟再收网。

    2002年6月，案情出现新动向：233名瑞安市丽岙镇的学生又要参加法国的夏令营了。这些躲藏在学生背后的蛇头做梦也没有想到，温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武警边防支队和鹿城区、瓯海区警方已经进行了周密部署，并且兵分几路，早就布下了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

    2002年6月5日，一辆载着几十名偷渡人员的大巴车在温州市区绕了几个大圈后，径直拐上通往上海方向的高速公路。在卡口处，大巴车被警方拦住，负责运送学生的团伙成员金文汉及78名所谓的“夏令营营员”及“老师”被一网打尽。

    经审讯，金文汉很快便交代了与李钟洵合谋以参加夏（冬）令营形式组织学生和成年人偷渡的一切内幕。

    医学博士后大蛇头李钟洵就这样浮出了水面。

博士后如何变成大蛇头

    1944年出生于西安市的李钟洵据说自幼聪明过人，父母一直希望他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上学后，他不负家人厚望，发奋读书。但当他跨入大学时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求学之路受阻。十年浩劫过后，李钟洵重新考入国内一所知名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年届不惑时，他终于成为一名令人敬仰的博士后。

    1986年，将近50岁的李钟洵怀着成为世界著名医学家的理想和淘金梦只身前往法国。然而，李钟洵在法国处处碰壁，尽管他身为医学博士后，却始终无法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公开行医。穷困潦倒的他只能像一个“赤脚医生”似的背上药箱，偷偷摸摸地为当地华人提供上门诊治。李钟洵心里很不平衡：像我这样的学历，竟只能像普通的打工者一样清苦，我不甘心。

    2000年，他通过妻子认识了她所在公司的老板，一名来自温州的商人戴维光。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一拍即合。在李钟洵的提议下，两人合伙在巴黎创办了一家有限公司性质的中法教育、社会、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打算以这间皮包公司的名义，出面为到法国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提供留学移民及其他学习生活上的帮助，以从中获利。但第一笔生意就令李钟洵大失所望，获利少得可怜。显然，这不是一条生财之道。

    这个时候的李钟洵开始利用自己的高智商动歪脑子了。他琢磨：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只有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才能发大财！

    他找到法国一间营利机构——某国际语言与运动中心学校，告诉该校校长，他能组织到一批中国留学生来该校参加夏令营活动，但前提是要确保学生的签证。因为有利可图，校长欣然答应，并为他出具了相关证明。

    戴维光有个少年朋友叫周某，多年在温州和意大利来回跑，但所做的生意也是赚的少赔的多。戴维光便委托周某物色愿意出钱偷渡欧洲的人员。

    有了证明，李钟洵开始一步步实施他的偷渡计划。他先在法国华人圈里放出风来：“学校校长和我是至交，我们可以帮你办理合法的签证手续。”之后，他又让心腹周某先回温州组织人员，让他放言出去，说他们有办法让中国的侨眷们通过正当途径出国。

“二次出境法”让蛇头们频频得手

    瑞安市的丽岙镇是有名的侨乡，这里的青壮年很多都在国外发展，留在国内的多为都是老人和孩子。无论是合法旅居国外，还是偷渡到国外的家长都希望把留在国内的孩子弄到国外去。特别是那些本来就是靠偷渡出去的人，要想通过正当渠道把孩子接来，其难度简直可比登天。所以，继续让孩子偷渡到国外就成为一种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李钟洵很快就在法国联系到“业务”，帮助当地华人把留在瑞安的子女弄出国去。第一次，他们就在瑞安市组织到21名人员，其中多数是学生，成年偷渡者就装作老师“随团护送”。他们向每个偷渡者家属收取约10万元法郎或13万人民币不等的偷渡费用。

    由于已经准备足各种虚假证明，李钟洵顺利地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骗取到了出入境证件，堂而皇之组织学生、“老师”赴法国参加“夏令营”。2000年7月22日，21名偷渡者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他们从上海浦东机场乘坐CCA949航班出境后，全部滞留法国、意大利。李钟洵、戴维光、周某三人合伙分赃，仅李钟洵一个人就赚了60多万元人民币。他认为这才叫生财之道。他没想到自己已经陷入犯罪的深渊。

    这些人员顺利到达欧洲后，李钟洵还有一个“苦恼”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核销护照。因为按照有关规定，出国旅游人员的护照是必须交回有关机关核销的。如果护照不核销，事情必定很快败露。为应对事后追查，也为今后能做长远“生意”，李钟洵开始绞尽脑汁思考对付的办法。2000年组织的第一次偷渡行动成功后，他直接把其中的17本护照寄回国，但因没有回国记录，他知道护照是不能核销的。他事后也知道这些护照可能被海关查获。他想：如果让偷渡者来一个“二次出境法”，自己的责任不就免除了吗？什么是“二次出境法”？李钟洵说，学生参加夏令营一般获得的签证时间是45天，并且是多次签证。如果让学生出境后，马上再回国，这样护照就可以有往返的记录，学生之后再出去不回来，这跟他这个夏令营的组织者没有关系。而学生回国后，照样可以凭护照和多次签证再出国。

    自创的“二次出境法”诞生后，李钟洵决定派一个已经出国的“老师”回国试探。因为成年人比较能够有经验应付检查，而且即使这个人被政府扣留了，他也只是损失一笔经纪费。结果，试探的“老师”成功了。

    李钟洵大喜过望，他开始变本加厉。2001年6月9日，他组织了第三次偷渡行动。他仍旧以夏令营的幌子，组织了瑞安的83名学生，从浦东机场出境。6月24日，这些学生又从法国返回中国。7月6日，李钟洵再次组织其中的73名学生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境，之后就滞留西欧国家。这一趟，李钟洵轻松赚进一千余万元人民币。

    2001年1月，李钟洵、金文汉等人经预谋后，利用同样的手段再次从瑞安组织163名人员，于同年1月25日、26日分别从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出境。2月7日这些人全部返回中国。之后，这些人分批出国，并最终滞留国外。

博士后变成落魄阶下囚

    2002年6月5日，李钟洵团伙组织了第5次大规模的偷渡行动。这一次，他们不再走运，金文汉在温州落网。消息很快便传到远在上海的李钟洵耳朵里。他不相信好日子就这么完了。他再次召集尚未落网的一班手下，密谋再次行动，把已经收到钱尚未送出去的人组织偷渡出去。岂料，6月12日，李钟洵自己也在上海机场被警方擒获。

    李钟洵落网后，自恃聪明、善辩，面对警方、检察官态度极其嚣张。他认为自己策划缜密，又是跨国做案，警方不可能取到相应的证据把自己送进监狱。

    温州市检察院的程建忠担任本案主诉检察官。他说，和李钟洵这样高智商的犯罪分子周旋，斗智，既艰难又过瘾。刚与李钟洵交锋时，李钟洵说：“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偷渡？偷是秘密的行为。我这是公开的组织活动，是获得两国政府批准的行为，我们是明渡，不是暗渡。你们懂不懂法律？”程建忠对他说：“我现在只调查事实，不跟你讨论法律问题。到法庭上，我自会让你心服口服。”

    随后，由公安、检察等单位组成的6人调查组，远赴法国、意大利等国调查取证。由于本案偷渡人数众多，且大多为未成年人，在法国当地已经造成相当不良的影响，同样引起法国警方的高度重视，他们积极配合中方的取证活动。经过半个月的艰苦取证，警方和检察机关掌握了该案的关键证据。后来，共有7名同伙被提起公诉。

    2004年3月15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特大偷渡案。在法庭上，公诉机关指控：虽然李钟洵等人对自己组织他人偷渡的行为有各种的辩解，但对其组织或运送他人出境的基本事实他们是无法回避的，也是无法辩解的。我国侦察机关依法取得的200多名证人证言分别证实了其本人或亲属在本案各被告人的组织或运送下偷越国（边）境的过程及2002年6月份在李钟洵等人的组织下进行偷渡活动被公安机关查获的事实。公安部出入境信息中心提供的2000年至2002年共五批次的偷渡人员出入境记录、法国驻华总领事馆提供的五批次的入境签证名单、有关的辨认笔录、扣押的物品清单、收据、有关偷渡款往来的汇款单等一系列的书证、物证，均证实了各被告人利用骗取的出入境证件，参与组织或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本案的事实是清楚的，证据已确实、充分，应追究李钟洵等7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相当重视本案的审理工作，指派经验丰富的刑一庭庭长柳志杰担任本案审判长。经过审理，法院于4月12日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除李钟洵被判处无期徒刑外，金文汉等其他6名被告人也分别被法院以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和运送他人偷越国境罪被判处十三年至二年不等有期徒刑。

前赴后继偷渡为哪般

    案件宣判后，案情引起了温州本地及全国许多城市的共同关注。很多人都不明白，温州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人民生活已经相对富裕，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甘冒风险，花费巨资，偷渡到国外？

    为了解偷渡者心态，近日，笔者专程到瑞安市丽岙镇进行了采访。一些老师告诉我们，在丽岙这个地方，偷渡风比较盛行，每年每个学校都会“莫明其妙”少几个孩子。不用说，大家也明白：孩子偷渡出国了。

    当地人分析说，偷渡风之所以盛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第一，丽岙是有名的侨乡，许多成年人都在国外，主要是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如果他们本身是通过合法手段出国的，他们的子女就可以通过合法方式申请团聚。但事实上，他们之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本身就是通过偷渡方式出国的，其自身就没有取得所在国家的合法居留权，要想把孩子弄出去，显然很难，于是他们不得不寄希望于非法的偷渡方式实现全家团聚的愿望。偷渡就逐渐成为一种“常规”出国方式；第二，很多没出过国门的都认为国外肯定比国内好，特别是那些成功华侨回来西装革履的，出手很阔绰，十分让人羡慕。于是久而久之，当地人就产生一种共识：有本事的人都会出国，没本事的人才留在家里；第三，丽岙基本没有支柱产业，虽然当地群众生活不愁，但与温州其他发达地方相比，经济水平显得落后。许多家长认为，丽岙是一个穷地方，应该到更好的地方去发展；第四，许多人认为，即使偷渡不成功，后果也不可怕。一般都是遣返，很少有因此负刑事责任的。

    针对本案偷渡者的具体情况，主诉检察官程建忠还介绍了另一个原因。他说，偷渡风盛行跟一些国家对偷渡者打击不力及某些国家的政策有关系。象本案偷渡者，他们之所以选择法国，就与法国的国家政策有关。因为法国规定，18岁以下的外国公民，如果在法国没有监护人就可以自由选择国籍。很多在当地无正当居留权的华人就钻了这个空子。他们想方设法把不满18岁的孩子弄到法国，然后教孩子独自到当地警署、法院、政府等部门去哭诉，或投身孤儿院，说自己是被人拐卖或偷渡到法国的，要求政府收容，加入法国国籍。事实上，这种方法确实也行之有效，这无疑给了偷渡者希望。

    那么偷渡到了国外就真的到了天堂吗？参与取证的办案人员说，我们在法国、意大利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取证工作，去了当地的劳务市场、华人居住区、地下工厂，我们发现大多数偷渡者的生活都非常落泊、潦倒，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由于没有正式身份，他们不得不成为“黑人”，只能在华人开的餐馆、工厂打“黑工”，平时根本不敢出门，怕碰上警察遭遣返。他们所获得的报酬只有正常劳务报酬的一半，甚至更低，想借此发财很难。我们在法国碰到一个温州人，他也是通过偷渡的方式到法国的，至今已经7年时间。这7年时间里，他不是干活，就是睡觉，从未踏出街区一步，虽身在法国却连法国是什么样也不知道。即使这样，他们仍然告诉家人，在法国很好。只报喜不报忧是偷渡者乃至合法旅居华人的共同心态。这些偷渡者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法国政府能有一天实行大赦，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居留权了。

    有一个干得比较成功的华侨对办案人员说，我当年偷渡真的是被“骗”出去的。我看到回国的华侨都好象很有钱，吃得好穿得好，我就拚了命的想出去。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赚了一点钱，但生活质量很差，没有时间，也没有合适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小孩生病了都要送回国治，怕付不出昂贵的医疗等费用。这几年我经常回温州，我发现温州的发展实在太快了，我很羡慕他们的生活，其实他们比我们幸福多了。

    办案人员还了解到，偷渡费用对偷渡者来说其实是一必巨大的开支。按以前每人2万欧元的偷渡费用算，即使省吃俭用，偷渡者也要花5年的时间才能挣足。要想在国外真正致富，该何容易？而真正可以从偷渡的方式中致富的是蛇头，是李钟洵这样的团伙。

    程建忠检察官感慨地说，偷渡损失最大的是偷渡者，获利最多的是蛇头，蛇头的利润甚至比贩毒还要高。

办案人员的思考

    这起案件不但反映出诸多的社会问题，同时更引发参与办案人员的深层次思考。

    审判长柳志杰说，通过本案可以看出，现在犯罪分子做案的手法越来越新，越来越缜密，这无疑给司法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些偷渡者所持的证件均合法，签证也有效，但合法形式的背后却是不合法的实质目的——偷渡。而且李钟洵等人还特意专门研究了我国刑法，他知道如何更好地钻法律的空子。对付这样的犯罪分子，不但需要我们办案人员具备专业的理论水平，能够透过表面看实质，能够从法律上去分析、驳斥，还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做得更细，证据方面不能出现任何的漏洞，否则就难以把这些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主诉检察官程建忠认为，由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经济差异，某些国家对偷渡行为又较纵容，打击不力，这必然导致偷渡现象屡禁不止。其实打击偷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双方的问题，需要配合，靠单方打击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有法律人士认为，本案的偷渡者屡屡成功，与学校等部门没有尽到防范义务有关。因为学生出国参加夏令营是需要学校出具证明的，学校明知当地偷渡成风，且已有“夏令营营员”不归，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学生出具证明呢？还有那些伪装成老师的成年偷渡者居然也持有学校的证明，这不值得警惕吗？遗憾的是，出具证明的学校至今仍风平浪静，没有受到任何追究。

    看来，制止偷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