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１９日，本报特约记者在温州市看守所独家采访了李钟洵，他说——

“要是我的孩子决不会这么做”

    记者：没被抓以前，大家怎样称呼你？

    李钟洵：叫我李先生、李博士、李老板都有。

    记：现在大家怎样称呼你？

    李：同监室的人叫我老李，公安叫我犯罪嫌疑人，检察叫我被告人，法院应该叫我犯人吧。

    记：别人对你的称呼发生变化，你有不习惯吗？

    李：称呼的变化和我心里的落差不是实质性的。

    记：你组织偷渡是否和你的出国经历有关？

    李：当然有。我１９８１年到法国留学，是大使馆管理的第一个自费公派生，据说我是亚洲第一个在法国取得医学博士后学位的人。我认为我给中国、给母校、给中国人都争了光。由于我不愿意申请加入法国国籍，所以没有能申请到医生执业资格。我希望学成回国有更大发展，１９８８年７月回国后联系了当时国内最好的１２家医学院。我向有关用人单位提出，我去工作的前提是必须购买先进医疗设备，供我发挥专长、开展新技术，但当时一些领导认为我是在瞎搞，不同意。最后没有一个医院敢接收我。我心里很失望，也很不平衡，所以回到法国定居。在法国，我没有医生执业资格，只好彻底放弃了医学事业。

    记：你认为这些孩子偷渡出去，既有风险，还要花这么多钱，值得吗？

    李：不值得。要是我的孩子决不会这么做，让我出一半的钱我也不会出。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出国深造，但要合法出去。

    记：你了解偷渡者在法国的生活吗？

    李：听到不少。成年偷渡者在国外都十分辛苦，一天要打十几个小时的工，还怕被警察抓到。女的耽误了婚期，男的还不完账，一个包袱接一个包袱。小孩偷渡出去要好一些，他们出去后就把护照扔了、撕了，然后投奔孤儿院，警察问他就装聋作哑，警方也没办法遣送，最后都能取得居留权。这也是小孩偷渡的原因。

    记：这个案件给社会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首先，我认为当地政府有很大问题。发放护照、办理公证都是当地的有关机关办理的，有些孩子的父母明明在法国，他们居然办到父母不在法国的公证材料；第二，偷渡已经给国外的华侨造成不好影响，外国人会看不起中国人，因此政府应该严格制止偷渡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