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年初，成功投资公司与经融公司发生诉讼纠纷，成功投资公司遂聘请某律师事务所为其代理诉讼。同年4月14日，成功投资公司向该律师事务所支付了1万元的代理费，事务所收款后开具了收款发票，并指派所内一名律师担任其诉讼代理人。嗣后，律师事务所为成功投资公司代理了诉讼，成功投资公司一审胜诉30万元。但由于经融公司不服且提起了上诉，2007年1月，成功投资公司继续委托该律师事务所参加二审。这次，双方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合同约定：律师事务所接受成功投资公司委托，指派律师为成功投资公司经济纠纷一案的二审代理人；成功投资公司应向律师事务所缴纳办案手续费10000元，标的费为胜诉提10%（其中“胜诉提10%”为手写）。当日，成功投资公司支付了代理费，事务所也开具相应的发票。2007年2月6日，二审法院二审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述，维持原判。官司结束，成功投资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代理关系也就此结束，似乎双方不再会有瓜葛。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几个月后，律师事务所却将当初自己代理的当事人告上法院，索讨所谓的律师费3万元。

　　律师事务所诉称，2007年1月23日，该所接受成功投资公司代理其与经融公司的诉讼，并与成功投资公司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一审后经融公司不服上诉，事务所继续代理。二审结束后，成功投资公司理应根据约定支付律师费即胜诉标的10%（3万元）。但事务所多次催讨，成功投资公司虽不否认应再支付3万元，但却要求执行到位后再支付，事务所对此未予同意。因此事务所诉至法院，要求成功公司立即支付律师服务费3万元。

　　成功投资公司则辩称，2006年4月，公司聘请该事务所应诉为诉讼代理人，并支付了1万元的代理费，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官司上诉期间需继续聘请该所应诉，双方就此签订书面合同，并向事务所再次支付代理费1万元，现双方委托关系已结束，公司也已支付应付的代理费，故不同意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均出示了《聘请律师合同》，但双方却作出了迥然不同的诉讼主张。原告称，这是一份一审的《聘请律师合同》一份，合同的实际签订日期为2006年4月，因此自己应当获得胜诉提成3万元。被告则反驳道，该合同实乃二审时签订，一审时双方并未签订任何委托合同。对此，双方争执不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查明，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2007年1月23日原、被告双方是否签订过一审《聘请律师合同》。首先，从合同形成的时间上看，成功投资公司与经融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判决书的落款时间为2006年12月5日。按常理分析，聘请律师合同应当在案件开庭之前或者案件审理过程中形成，而原告提供的《聘请律师合同》的落款日期却在一审判决之后，显然原告的主张不具备合理性。其次，就本案而言，因双方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及所代理事务的特殊性，决定了被告的陈述较符合客观真实。现原告既没有证据证明其提供的2007年1月23日《聘请律师合同》就是2006年4月签订的，也没有对2006年4月签订的合同落款日期是2007年1月23日作出合理的解释，故对被告的抗辩予以采信。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与证据予以佐证，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说法】

    律师事务所作为一个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机构，尊重法律、尊重事实是其基本的执业操守。本案中，律师事务所为了向当事人收取胜诉提成费，随意变更事实与解释证据，显然违背了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作为专业法律从业者者应严格依法办事，因此，建议相关律师事务所从这起事件中吸取教训，加强执业的规范性，避免产生类似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