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10日，老旷与敖城镇旷家村委会签订了栽培泡桐树承包合同书，约定老旷承包村委会荒山333亩栽种泡桐树，老旷向村委会按每亩毛收入的5%上交土地承包费，并每年按造林面积1.5元/亩向村委会上交管理费等。合同签订后，老旷一直分文未交有关费用。2006年1月1日，在未经村民大会同意的情况下，老旷与村委会主任擅自签订《农村林地承包合同》，该合同约定承包期50年，老旷只享有承包权利，而对交纳承包费等只字未提，且承包林地面积达700余亩。合同签订后，老旷先后获得林木、采脂等收益，却仍未向村委会交纳分文承包费或其他费用。

    村委会在多次与老旷协商未果后，于2012年9月17日向吉安县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与老旷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于2013年1月25日达成协议，即老旷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继续有效，老旷应一次性支付村委会山场承包费18万元。

    付款期限届满后，老旷无法凑齐18万元承包费。在要求村委会延期支付未果后，遂以本案村委会无主体资格为由申请再审，要求撤销法院所作出的调解书，驳回村委会的诉讼请求。而此时村委会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旷某某的承包费。

    一方申请执行，另一方申请再审。针对此情况，承办法官认为有必要对双方作进一步的释明劝解工作，遂召集双方座谈。经过法官耐心细致的疏导解释，双方终于达成和解协议，即老旷先支付10万元承包费给村委会，余款8万元在村委会协助其办理有关山场林权证后，全部付清。因此，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吉安县法院通过案后答疑的形式，有效化解了矛盾纠纷，促进了当事人服“判”息诉，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又提高了司法公信力，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