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受办公条件限制，各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办案部门没有全部配齐照相机，多数情况下是由办案法官用手机拍摄送达情况，由于相素不高，致使冲洗出来的照片模糊不清，不能如实还原送达情形，给受送达人否认法院已经送达法律文书有机可乘，笔者所在法院已经采用这种方式送达的12件案件中，有一件案件出现被告否认受送达。

    二是采用视听资料拍摄送达情形时，具体拍摄些什么内容未做详细规定，由于拍照、录像记录送达过程时，受送达人都会及时躲避，是将受送达人的门牌号码、屋内设施一并拍摄，还是仅拍摄所留置送达的法律文书内容，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有的法官甚至连送达的法律文书内容都没有拍摄清楚，仅远远拍摄到一些材料，造成拍摄出来的照片五花八门，没有针对性。

    三是采用拍照、录像方式记录送达过程时，对于冲洗出来的照片要多大尺寸，视听资料的载体尺寸没有明确规定，使此类案件在装卷时不能统一，影响案卷的美观，不利于档案管理。

    笔者认为，随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日渐增多，采用视听资料记录证明留置送达的案件数量也不断攀升。为此笔者建议：一是由最高法院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拍录内容、送达时间拍录和拍录资料保管等作出明确规定，以便司法实践规范操作；二是要加大各级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物质装备投入，将数码相机、摄相机等设备列为办案必备工具；三是加大对法官的专项培训力度，将拍照、录像等技术列入培训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