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某有一女一养子李某，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并在那成家，一年难得回来次，而养子在本地工作但不与胡某住一起，胡某有次犯病后被养子发现及时送医救治，医生叮嘱胡某，“其医情可能复发需要人长期在身边照顾”，因此胡某和养子李某达成遗赠扶养协议“在胡某有生之年养子能尽心照顾自己，愿意把自己现在的住房赠送给李某。”几年后，胡某突然发病过世，胡女与李某就房屋的继承起争执起诉至法院。

    【分歧】

    该遗赠扶养协议中养子李某是否适格的“被遗赠人”主体？

    第一种意见认为，养子李某是“被遗赠人”适格的主体，该遗赠协议有效。《继承法》第31条规定：“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从该法条看，遗赠扶养协议中的“被遗赠人”并不排除法定继承人在外。

    第二种意见认为，不是适格的“被遗赠人”主体，李某是法定继承人，应当承担赡养义务，因此遗赠抚养协议不能和继承人签署，该遗赠协议无效。

    【管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

    首先，遗赠扶养协议中的“扶养”是以“遗赠”为对价的，是双方可以自由约定的，即“不扶养”就“得不了遗赠”、“不遗赠”就“不会有扶养”。而根据《婚姻法》第21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及第26条“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之规定，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是法律规定必须无条件赡养被继承人的，承担的是一种法定的赡养、扶养义务，不能通过约定的形式来改变或消灭。

    其次，如果遗赠扶养协议中的主体包括法定继承人，那么，法定继承人也可以用协议来免除其赡养被继承人的义务，这与法定继承人的法定扶养义务相悖。从立法本意上来说，赡养制度本身是为了保护老年人在年老体衰时能够老有所养，充分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将赡养义务设置给一人，若其家庭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则极有可能减弱或丧失赡养能力，无形中给老人的生活带来了风险，不能充分保护老人应获得子女赡养的合法权益。

    再次，该协议违反公平原则。作为民法的一条重要原则，公平原则强调权利、义务的对等性。作为对父母负有相同赡养义务的子女，他们的法律地位和身份是平等的，如承担明显不同的义务的，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综上所述，如果将法定继承人纳入遗赠协议的主体，那么可能给被继承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导致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从而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

    （作者单位：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