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不仅是审判公开的法理根源，也是媒体监督司法的理论基础。司法公正不仅要求最终的诉讼结果公正，即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而且要求司法过程公正，诉讼程序民主，即严格遵照正当法律程序进行诉讼，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开是司法民主本身的要求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而媒体的报道则大大增加了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根据我国国情，当前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除了那些公众关注的大案要案外，大都集中于以下几种类型的案件：司法、执法机关对于应当追究的案件而不追究，被害人告状无门，冤屈难伸的；或者司法、执法机关知法违法，执法犯法，判决结果或诉讼程序显失公正的；或者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行政干预司法的；或者办案人员非法取证，刑讯逼供，造成冤假错案的；等等。这些案件，通常在媒体的披露报道下，可能在全国或本地区产生强烈反响，对司法机关造成舆论压力，或者引起上级领导甚至高层领导重视，下达批示，最终对被告人依法追究，绳之以法，或者对案件重新秉公处理，纠正错案。

    司法的功能在于守护社会正义与公正，媒体监督能有力促进司法公正，但媒体也存在用事实报道还源真相的客观公正诉求，当法制社会对于整个社会体系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时候，社会对于司法的公正不仅仅体现于依法行政和执法公正，而是要看到司法参与整个社会发展中起到的应有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媒体是乎更容易让老百姓接受，因为媒体没有执法这一环节，媒体是报道事实，还原真相，从这一点上来说，媒体的报道不仅是对司法公正的监督也是对司法实践的有利补充，从追求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说，两者是互为关系的。在一个法制高度发达的社会体系中，光有司法的公正不足以覆盖整个社会对于正义和公平的宏扬，当然如果没有司法的公正，光是媒体的报道不足以稳定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之于监督是基于司法的实践，是基于对过司法的实践来还原比较专业的诉求，这个比较专业的诉求另一方面也是告诉广大的民众，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是合法的，还可以延伸到怎么做才是合理的，从合理到合法，从合法到合德，关于这个社会的公正的讨论可以持续很久。

    实践中，我们既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促进作用，同时又要尽可能地消除媒体大量覆盖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这就需要探索建立合理的媒体监督模式，需要将媒体监督纳入法制的轨道。建立合理的媒体监督模式，重要的是要寻求法律所保护的各种权益之间的平衡。审判公开是一项基本的诉讼原则，公众和媒体了解司法是宪法赋予的一项重要权利，与此同时，还要考虑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社会的安全，国家秘密，被害人、证人的权益，等等。

    从媒体的角度，要加强自律，报道司法活动要采取对法律负责的态度，遵守新闻工作的要求，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文责自负。从司法执法机关的角度，要主动配合媒体报道，提供方便。可以适当地参考国外有关做法，在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建立发言人制度、记者招待会制度，由专门的机构或人员定期适时地发布司法活动的信息，以便使公众和媒体及时地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诉讼的进展。要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阶段，确定可以公开或应予公开的内容。要形成一套制度和规则，以便媒体和司法执法机关共同遵守。

    媒体监督，由于其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为我国的监督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是一面双刃剑，缺乏制约或运用不当便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新时期、新环境，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既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又要避免大众传媒对司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既要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要维护司法公正的原则和司法的权威成为当前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须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