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中国共产党人再次站在历史的高度努力推动着历史华丽的转身。最令人关注的话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改革的蓝图令人振奋，但改革的路径也值得思考。如何才能够实现“竞相迸发”、“充分涌流”？如何才能够实现各种要素的合理配置？在推进资本市场配置过程中又如何汇聚民间的智力资源呢？

    有人说，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心，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在做什么，政府问政于民，问计于民，让民意领跑政府决策，形成集体智慧，就可以调动各方积极力量，有望实现“百舸争流”、“朝气蓬勃”的喜人景相。

    这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逻辑判断，从大前提到结论的逻辑推演都完全正确。但现实的问题是，当下这个时代“民意难听”、“民智难汇”、“民心难聚”，社会的现实让寻找小前提的过程变得步履艰难。民众而不能同志，民弱而难以聚力，分散而凌乱的民意何能领跑政府，政府对放手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更是“放心不下”。

    勿用置疑，官民关系是任何国家进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乃至文化领域改革必须重视的核心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培根曾经系统地论述过强国之道，不论弱邦变强国还是强国沦弱邦，非固强亦非固弱，而在于治国之理、治国之能相异。他说国家的强弱，不仅仅取决于拥有多少高墙、大炮、战车，从根本上说，只有民气强悍英武，国势才能强盛不衰。

    孔子说，治国之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则去兵、去食，民无信则国不立。孟子则更为直接地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自古以来，中西方都在不断地追寻强邦固本的治国之策。西方自古罗马时代，人们就在不同政治体制下追求政权稳固，争取民主自由，要么君主制，要么共和制，建立一种新政体总是以消灭一种旧政体为前提。中国自夏商周以来，都是在不打破封建统治的政治体制的大前提下，以皇权为争夺目标进行自我革新、改朝易代。从历史的角度看，中西方人民都会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但因方式、手段以及目的不同，最终导致民众参政的体制、文化、观念不同，以及民意影响政治与社会的效果也不相同。

    唐朝贞观二年，唐太宗李世民召集魏征、封德彝等大臣商议治国之策，众臣认为当时的人民已不及尧舜时期善良朴素，人心不古，民风日下，宜用重典。但魏征却提出民恒为民，君非恒君的观念，认为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应善待人民，以民为本。唐太宗在魏征等人的辅佐下施以仁政，实现了“贞观之治”的历史伟绩，是中国封建皇权制度下实行“王道政治”的历史典范。但认真思量，唐太宗的王道也并非是受民意影响而选择的政治主张，而在于他深受民贵君轻思想的熏陶，是一个难得的开明君主，他对人民的体恤是一种自上而下皇恩浩荡式的恩典。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封建社会遇明君则可以实现“王道政治”，反之则可能会出现“霸道政治”，对民意的考量与吸纳完全决定于自上而下的计谋与韬略，并非自下而上对民意的尊重与敬畏，民意事实上难予形成对政治的影响力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形成了以大一统、自上而下的皇权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

    依鲁迅所言，中华文化是帝国文化、皇权文化，是一种集体的自上而下的文化，没有属于个人自下而上的文化。这种文化，使人们的想像力受到禁桎，内在的潜能受到抑制。在人与人之间，潜在的主奴文化意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孰为主，孰为奴，今日为主，明日为奴，连自己都不太清楚。

    传统文化抵制了个性发展，没有个人的自信自大，只有合群的自信自大，构筑大一统的单极价值体系，排斥非主流价值观，抑制个性，党同伐异。人们不想、不愿甚至不敢正视自己身上的残缺性，习惯于在新生式的自救和庸众式的狂欢中，以合群的爱国自大精神，表达精神上的民族自爱与人类自爱，披着实践的幌子鼓吹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而不直面惨淡的生活，不理会民众的声音。

    人各有己，自他两利，我们在放大了自我意识的同时却遗失了利他的思想。事实上我们在强调自我的时候，很少想到他人的自我，关注他人的自我，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狭隘的自私自利思想。受传统文化影响，不少人在思想潜意识中多了几分官气、匪气，而缺少了宝贵的民气，自己在受人奴役时，却不忘记奴役别人。

    传统文化价值理念，抑制或者说延缓了自由、权利与公平等法治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古语说“患均不患寡”，这是中国古代漠视权利与公平的写照。人生存于社会，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基本权利，二是公平正义。但在中国古代，潜在的价值观要求人们求均者而不言寡，获众者而不言不均，这是教化人们要服从于形式上的平等，而淡化对基本权利的追求。事实上，对权利的保护与正义的追求，正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只要在法治的范围内，患均患寡都不应当成为批判的对象。在扭曲的权利观、正义观支配下，还有多少人能像耶林那样呼喊出“为权利而斗争”的口号呢？

     上世纪初，鲁迅、胡适、陈独秀、章太炎等一代“新青年”为了民族救亡而呐喊。鲁迅提出要解放人性，做一个“独立的人”、“觉醒的人”，做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则扬个性而张精神。提倡在尊重自我的同时要尊重他人，每一个弱小的存在，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一种丰富的存在，一种伟大的存在，只有敬畏这种存在，才能真正做到对每个个体的尊重。鲁迅认识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其根本意义在于使传统文化获得新生以及复兴民族文化，“在打倒孔家店同时，要救出孔夫子”，必须坚守思想文化的基础，外不后于世界思潮，内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我们的党正在逐步实现从“打天下”到“治天下”，从“马上革命”向“马下治国”的角色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考虑有形资本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更要考虑无形资本的“竞相迸发”与“充分涌流”。在受到传统文化影响与社会不断转型的历史拐点，我们如何才能重拾散落的民智，让民气强悍英武，让国势强盛不衰呢？

    对于社会而言，民智问题至少包括如何产生民智，如何开化民智，如何汇聚民智，如何运用民智几个方面。

    俗话说高手自在民间，不要怀疑民间有无智慧，应当检讨的是发现民智的能力。民智从何而来，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国民教育，二是社会环境。开放自由包容的教育理念和社会环境，会催生民智的产生与发展。相反，在封闭而死板的教育体制下则难以产生民智，而沉闷压抑的社会环境会抑制民智的发展。教育的功利主义，导致社会的功利思想，而在功利思想的影响下，还有多少人能够扬个性而张精神，满怀忧国忧民之心，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

    当前推行的教育改革，正在朝着摆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希望搭建国民教育与社会实践之间的桥梁，把培养“责任公民”、培育“国民精神”作为教育之己任，这是再开民智之门的浩然之举。

    民智需要开启，更需要开化。政府开明的时刻，就是民智开化的那一天。政府与民意之间，不应当是缠绕不清的一团乱麻，也不应当成为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永不相交的平行线。社会不仅需要民主，而且更加需要公平，只有政府开明开放、亲民为民，才会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民。

    中华民族不缺乏勤劳与智慧，只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上赏面刺者的勇气，民智则可开启，则可开化，则可汇聚。

    但历史的实践证明，再完美的政治主张如果没有健全完善的机制体制作为保障，那都只是华丽的口号而矣。民间智力资源作用于社会生活，需要政体作为保障，其中最核心的是如何处理国家与民众之间利益分配问题。如果政府失信于民、与民争利，则民怨沸腾、民智难聚、国势衰退，以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国难进而民则退。但若政府取信于民、让利于民，则可实现各种活力竞相迸发、各种源泉充分涌流，实现“百舸争流”、“朝气蓬勃”的喜人景相。

    愿我中华重拾散落的民智，让民气强悍英武，国势强盛不衰，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届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则会水到渠成，实至名归。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