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名人和当代杰出者,他们的成功多与文化有关。因为有了文化，将军成了“儒将”，商人成了“儒商”，古人称“读书可以改变骨相”，现在又有了“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文化真是一个好东西！

   “知识就是力量”，秦始皇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怕文化人颠覆其政权，搞了个“焚书坑儒”，但他也是过高地估计了文化人的力量，历史竟然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文化人一般清高，不愿在社会上随波逐流，往往很多事情办不成，除非诸葛亮遇到刘备，刘伯温遇到朱元璋，没有这样的“知遇之恩”，很难“闻达于诸侯”，这大概就是“君子固穷”的理论依据。又因为文人“心思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才往往会患得患失，多谋而寡断，坐失良机，这大概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缘由了。毕竟读书人往往能用自己的知识谋个差事，置些产业，所以刘邦他们在沛县造反时，当地人推举能人萧何、曹参为头领，这二人都拖家带口的，又都有些产业，担心挑头造反不成功被灭族，不读书的浑小子刘邦就被推选成了领导。后来历史上像刘备、朱元璋那样在诸葛亮、刘伯温等文化人的辅佐下开创了伟业的比比皆是。文人的始祖毕竟是“士”，主要是辅佐他人，古人有文士、谋士之说，读书的目的也一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科举制度的推行，读书则可由“穷秀才”变为“富举人”，甚至考中进士，“学而优则仕”，也就不惜熬得十年寒窗苦。

    虽说文人起的往往是辅佐作用，但无论哪个朝代，高层领导机关在特定的时期都有自己的路线必须贯彻，决策层更不会成为讨论俱乐部。只是需要贯彻路线时，由文人引经据典来完善可行性的理论依据，就像画画，决策者画的是线条，文人填的是色彩。西汉的贾谊写了被称为“西汉鸿文”的《治安策》和《过秦论》，曾向汉文帝提出削藩，但汉文帝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在接见贾谊时“可怜半夜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后来又一个写出“西汉鸿文”《论贵粟疏》的晁错，仗着景帝的信任，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后来又极力主张削藩，但他只知道应当削藩，却对怎样削与何时削缺乏政治判断，终于逼出了七王之乱，景帝为稳定政局，终将晁错“朝服斩于市”。

    文化人若怀才不遇，便是百无一用的书生，不少人还生活困顿，被形容为“落魄”；倘若过得好，便不是个性太强，就是放浪形骸。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柳永曾放言“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结果被御批“任你白衣卿相，花前月下填词”。我们都知道曹植被曹丕逼作七步诗的事，也知道曹操喜欢曹植，但曹操终没有选曹植为接班人，估计与“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也有一定关系，曹操哪敢把三分天下的国家交给一个恣意狂放的人。

    文化人往往自我感觉良好，自认为读了经史便什么道理都懂，总觉得别人不如自己，所以有 “文人相轻”的说法。不仅如此，一旦地位高了，外行也要横加指点。如我们都知道宋朝是个重文抑武的时代，因为宋太祖曾在太庙寝殿的夹室密镌一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有了这一皇家祖训，宋代可谓文官之福，包拯屡次得罪权贵，也没人能拿他怎样。而武将则惨了，北宋直落个十二寡妇征西；南宋则发生了岳飞的风波狱。而屡被北方少数民族侵扰、屈辱的宋王朝，当权的文人却仍自鸣得意，欧阳修不就写了《卖油翁》一文，卖油的老头儿见到陈康肃公发矢十中八九，也只是“睨之……但微颔之”，似乎只要学了射箭、练了武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大将军，大将军与卖油翁的区别，只是选择的职业不同而已，无非都是“惟手熟尔”。

    什么人或什么阶级、阶层的人喜欢什么文化，就会写出什么文章。所以文章有帝王气的，如曹操的《观沧海》，毛主席的《沁园春•雪》，给人以大气磅礴之感；有时政文章，如杜甫的《石壕吏》，欧阳修的《捕蛇者说》，能切中实政，陈明利害；有透过历史研究发展方向的，如鲁迅的《拿来主义》、《药》，给人以黑夜明灯的感觉；也有描写纯洁情感的文章，如柳永、徐志摩的诗词……总之,文化是精神食粮，从精神层面上说,它是可以酿酒的，如我们品读经典文献时，往往有如痴如醉、回味无穷的感觉。但也有不少人会把它酿成醋，文章往往会犯酸，所以人们常说“酸秀才”。

    其实，学术、学术，学多了，也不过是个“术”而已，“术”毕竟不同于“道”，道是悟出来的，不一定能学得来。刘邦文化不高但悟性高，知道“用人之道”，成了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曾国藩带领湘军以“结硬寨、打呆仗”而闻名，其选将的依据是：“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挑选士兵也是“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但湘军并非不要文化人，只是不要巧言令色的人，湘军高级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要占六成以上，其中如罗泽南，竟能开创出一种“上马杀敌，下马讲学”的风范。

    再如明代的王守仁也是书生出身，他在江西剿匪前，并未学过军事理论或带兵打过仗，但他仍然根除了江西匪患。土匪们到死也没弄明白一介儒生为何这样难对付，他们也不可能知道碰到的对手竟是在历史上被评为“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王守仁，这种军事天才就是没打过仗，但临时翻翻《孙子兵法》便可打胜仗的人，他对带兵打仗有着合乎逻辑的下意识。

    为什么同是读了书，差别却这样大呢？李开复博士刚到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时，该大学计算机学院的院长教导他的话给了我们一定的启迪：“（四年后毕业时）你从这儿带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一篇论文，而是你分析思考的能力，研究发现真理的经验，以及科学家的胸怀。这样，当你有一天改变研究方向，依然可以在任何一个新的领域出类拔萃。”正因如此，学医的鲁迅成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帮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的范蠡后来经商成了富甲天下的陶朱公，也就不足为怪了。

    孔子讲求读书是为了把道理理解得更简单，孔子之道，唯“忠”、“恕”而已。到了孟子，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了，孟子认为，读书就是为了养气，要养成“浩然正气”。所以读书不是练武，练到了“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就是最高境界；读书是读到“眼中有书，心中无书”，那才是最佳状态。所以，读书学习的重点，还在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作者单位：河南省温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