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小朱经亲戚介绍住进上海某汽修厂的员工宿舍，与厂里的员工同吃住。2006年3月31日，小朱与一名员工一起将一个汽车上拆下来的安全气囊拿至仓库。为测试气囊是否还能充气，他们将气囊与电瓶相连，气囊突然发生爆炸，小朱眼睛被炸伤。汽修厂员工立即将小朱送往医院救治，医院出具了《重危病情通知书》，员工在通知书上签字，并在“与病人关系”一栏填写了“同事”。此后，厂方负担了小朱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7万余元，后又承担了他安装义眼的相关费用。

    2006年11月，小朱的眼睛治疗基本完毕后，双方就赔偿事宜经过多次协商未果，小朱请求劳动仲裁，要求厂方一次性支付赔偿金35万元。

    仲裁委经委托鉴定，认为小朱相当于工伤致残五级，于2007年8月20日裁决，厂方一次性支付小朱事故伤害赔偿金21万余元。因厂方不服仲裁裁决，遂诉至宝山法院。

    庭审中厂方称，因小朱父母在上海谋生，小朱一个人在在家乡不务正业，便将其接至上海。由于夫妇俩的租住处太小，便托人介绍将小朱安排到厂里来居住。老板曾多次拒绝，后碍于同乡的情面同意了，但明确告诫不得碰触维修工具和车辆，不得妨碍其他员工的工作。但被告住进员工宿舍后，由于其生性顽劣，原告曾多次要求其搬离，但还是碍于情面未强求。

    为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用工关系，厂方提供了一份团体被保险人清单，以及工资单和员工的证词，称自己为其所有员工参加了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而小朱不在被保险人之列，工资签收单也上没有小朱的领款记录，员工也证明小朱是老板的亲戚，是来玩玩的。

    小朱的代理人认为，小朱是未成年人，厂方不可能为其参保，证人均与厂方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词没有效力。另外，代理人提供了一份已经离职的员工证词，称小朱是厂里的学徒工。

    宝山法院认为，被告于2005年5月住进原告的员工宿舍，与原告的员工同吃住且不承担食宿费用，直至事故发生将近一年时间，对于该种状态的持续原告仅以“碍于情面”来解释，显然较为牵强。事故发生后，原告负担了被告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7万余元，并承担了被告安装义眼的相关费用，对此原告又以“人道主义”来解释，显然也有违常理。原告的员工在院方出具的《重危病情通知书》上“与病人关系”一栏填写了“同事”。在被告的伤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这种出自于本能的反应，应该更为接近客观真实的存在。据此，可以认定原被告自2005年5月起建立了用工关系。自原被告建立用工关系起至2006年3月31日被告在爆炸事故中受伤，被告尚未年满16周岁，故法院判决原告厂方赔偿小朱一次性事故伤害赔偿金人民币21458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