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8日15时许，被告人樊士学在搭乘被告人王建军所驾驶的黑车时，说起因生活困难无法抚养即将出生的子女一事，被告人王建军即向樊士学提出可以帮助其出卖即将出生的子女，樊士学遂在上地医院将此情况告知被告人赵中英，并得到赵中英的同意。当日16时许，被告人赵中英在上地医院产下一女婴。

    同年1月22日11时许，通过被告人王建军的居间介绍，被告人樊士学、赵中英在海淀区上地医院门前，将亲生女婴出卖给郭先生夫妇，从中获利人民币1万元；被告人王建军亦从郭先生夫妇处获利人民币1.1 万元及价值人民币600元的香烟。同年3月1日，经群众举报，被告人王建军、樊士学、赵中英被查获归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樊士学、赵中英作为父母拒不承担抚养义务，在被告人王建军的居间介绍下，将亲生女婴出卖给他人，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遗弃罪。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建军、樊士学、赵中英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指控罪名有误。因为拐卖儿童罪在客观方面必须具有“拐卖”行为，即采用拐骗、绑架、收买、贩卖等方式，使儿童脱离父母或者近亲属的控制，但这种“拐卖”行为显然应当将儿童的亲生父母排除在外，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伦理上讲，父母都不能成为拐卖自己亲生子女的犯罪主体。另外，根据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出卖亲生子女，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依照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199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出卖亲生子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9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纪要》第二节第（六）项明确指出，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情节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因此，根据上述一系列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父母出卖自己亲生子女的行为，与拐卖儿童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他行为人在婴幼儿父母的授意或同意下，居间介绍出卖婴幼儿，并从中牟利的行为，应当视为对父母遗弃子女的一种帮助，可以构成遗弃罪的共犯，而不能认定为拐卖儿童。本案被告人樊士学、赵中英作为有能力抚养自己子女的成年人，以生活困难为由将亲生女儿出卖，情节恶劣，其行为完全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王建军为牟取不法利益，为被告人樊士学、赵中英居间介绍出卖子女，其行为亦构成遗弃罪。最后，法院作出上述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