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中，虽对“调解制度”的没有直接记载，但 “调解制度”的内容却早已存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调解制度的萌芽，战国时期对此进行了书面记载。《韩非子》中提到：“历山之农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亩正。河滨之渔者争坻，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耕藉处苦而民从之。故曰：圣人之德化乎！’”，该段记载是说：历山的农民田界不清，舜到历山，与农人一起耕地，一年后，划分清楚了田界。在河滨以打鱼为生的渔民争夺有利的地势，舜到河滨与渔民一起打鱼，一年后渔民争相将好的地势让给长者。东夷制作陶器的陶工制作的陶器不结实，舜到东夷与他们一起制陶，一年后陶工制出结实的陶器。韩非子引用孔子的评论说，舜原本没有管理农耕、渔猎和制陶的职责，只是因为风气败坏，舜以德“救败”，所以到了历山等处，以仁义、诚信和自我的表率作用化解了纠纷。

　　从韩非子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尧舜时期的纠纷已经比较繁多，孔子用“败”字形容当时的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气的“败”坏，与原始部落后期的经济发展有关，也与当时即将形成国家的历史背景有关。我们还可以看出，舜每次“救败”，即解决纠纷的时间都很长，说明纠纷比较复杂而舜解决纠纷的方法也不是简单地裁决。舜与农民同耕，综合各方意见划定了田界；与渔民同渔，用仁义说服了大家将好的地势让给长者；与陶工同劳，用诚信使陶工造出好的器皿，以减少纠纷。这种纠纷的解决方法显然是说服式的“调解”。

　　中国是在部落氏族的基础上进入国家的，所以部落时期的一些习惯得以保留并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发挥着作用。汉人记述西周的官制时，说到西周设“调人”，职责为“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一些婚姻田土等“细故”纠纷则调和之，过失杀伤人的刑事案件，也可以以调解的方式解决。如果涉及到复仇的案子，比如过失杀死了某人的父母，孝子有复仇之责，所以不能阻止死者的子孙复仇，但应该劝说过失杀人者避之他乡。若有争讼（斗怒）者，先说合，即“成之”，“不可成者，则书之，先动者诛之。”即调解不成者，则先记录在案，双方都不得私自再起事端，如果有一方率先又挑起事端，则以法惩处。

　　成书于西汉年间的《周礼》对“调入”职掌的叙述，有可能存在着对西周礼治的溢美，也有可能将后世的一些制度篡入其中，但是其对西周存在着较为完备的调解制度和程序的记载则是可信的。因为有关零星的记载也可以在其它文献及青铜铭文中寻找到。

　  中国古代的调解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直到元代才正式入律并具有法律的效力。史料《通制条格》中的“理民”条，其原文如下：

　　“诸论诉婚姻、家财、田宅、债负，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喻解，免使妨废农务，烦扰官司。”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元朝的法律形式比较特殊，终元一代，没有制律，而是沿用金《泰和律》，《泰和律》又基本沿用唐律作为象征性制度。元代真正起法律作用的是祖先的习惯法和随时颁发的断例，从《大元通制》的残卷保留流传到今天的《通制条格》中可以看出作为元代法律的“通制”是将唐代的律令格式编为一体，并根据时势而随时变化的。《通制条格》中的这条史料，据专家考证是至元年间的“格”而非“律”。因此我们不能由此断定调解制度在元时“入律”，更不能说其在元代才具有了法律意义。

　　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律已经失传，律中是否规定了调解制度，难以断言，但是调解制度的存在并具有法律意义是毋庸质疑的。这一点不仅有丰富的文献资料所证实，而且出土资料也很丰富。而《唐律疏议》中关于婚姻解除的条款中有“义绝离之”之条，也可以间接证明“调解”具有的法律意义。《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疏议”曰：“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

　　其实，我们不必机械而僵化地将“调解入律”作为调解制度法律化的标志，因为无论从形式上说，还是从目的上说，调解更属于古代社会“礼治教化”的范畴，其大量存在于闾坊之间，在中国古代与其说是一种规范化的“制度”，毋宁说是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习惯法”更为恰当。国家对于这种习惯法不仅默许而且支持。读顾炎武《日知录》中的“乡亭之职”可知自汉至明“调解”始终是“乡亭小官”的主要职责。如果这些“小官”人人尽职尽责，几乎就可以达到天下“口算平均，义兴讼息”的地步，顾炎武深知这些不入流的“小官”在天下治理中的重要性，以至于发出“自古至今、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的感叹。在论证到明代乡亭时，顾炎武肯定了申明亭、旌善亭以及乡里“老人”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这也就是目前学界通常以为调解制度完善的标志。原文如下：

　　“今代县门之前多有榜曰：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此先朝之旧制，亦古者悬法象魏之遗意也。今人谓不经县官而上诉司府谓之越诉，是不然。《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之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

　　此段下，顾炎武注释道：“宣德七年正月乙酉陕西按察佥事林时言：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两亭，民有善恶则书之，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世风•清议》中还记载了申明亭在洪武时期的另一个作用，即惩戒：“礼部议：凡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书其名于申明亭，以示惩戒。有私毁亭舍，涂抹姓名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按视，罪如律。制：可。”

　　与此记载相吻合的是明律中也出现了“拆毁申明亭”的规定：　　“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大清律例》沿用，同条律注道：“州县各里，皆设申明亭。里民有不孝、不弟、犯盗、犯奸一应为恶之人，姓名事迹，具书于板榜，以示惩戒，而发其羞恶之心，能改过自新，则去之。其户婚、田土等小事，许里老于此劝导解纷，乃申明教戒之制也。”

　　综上，可以说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至明清两代，这一制度在发展中日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