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追溯到2001年。固始县三河尖镇谷郢村的余云山是一位71岁的老汉，当年余老汉从集镇下放到谷郢村，娶翁氏为妻。2001年，余老汉恢复了“农转非”，搬到三河尖望岗街道居住，其留下的一亩八分地，经与本村民组村民付守彬口头协议，由付守彬代为耕种，付每年给余老汉100斤大米作为补偿。后来付守彬去世，老余的承包地转给了付守彬的儿子付泽明和付守彬的弟弟、69岁的付守才耕种。

    由于没有书面协议，加上天气时涝时旱等因素的变化，付家在给付粮食的数量和期限上随意性很大，引起余老汉的不满。这成了他一桩挥之不去的闹心事。双方始终说不到一块去。

    余老汉想收回土地，可现住家离土地太远，自己耕种划不来；再说与付家又是多年的老邻居，担心因此伤了和气。把这个事情交给法院处理吧，不值！事儿太小、太杂，情况也在不断地变化，一纸判决咋能解决得了啊？

    这事就这么时断时续地往余老汉的脑瓜子里钻，让他心烦。

    今年8月上旬的一天，余老汉赶集，发现了靠近镇政府大院门前的街道边，一块醒目的招牌：“固始县三河尖社会法庭”。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余老汉走了进去。当时杨新贵等3名社会法官正在办公。他们热情接待了余老汉。了解情况以后，杨新贵用电话和付守才叔侄俩取得了联系。两个老汉开始还有点别扭，杨新贵他们笑呵呵地让两人坐下，说笑话、打比方，总之是一些和解、和谐、和睦之类的话。杨新贵还使出一个绝招：一旦遇到一方说话情绪有些激动，他就赶紧敬上香烟一支，把对方弄得怪不好意思的。

    就这样，两个小时的功夫下来，杨新贵的一包烟抽的差不多了，事情也解决好了：付守才叔侄俩每年付给余云山180斤大米，余的土地由二人继续耕种；以后国家对于承包地给予的优惠政策由余云山享受；如遇旱涝致庄稼绝收，付守才叔侄俩免交大米。

    随后，各方当事人和各位法官鱼贯签字画押，又不由自主地摆了个握手言和的“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