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年高”本名叫徐高年，一米六几的个头，常年四季的小平头，黝黑的面庞上驾着一副老式眼镜，扎在一堆人群中毫不起眼。然而，别看他个子小小，因为善于调处纠纷，他在资溪当地却很有些名头，不仅乡里乡亲爱找他唠唠嗑，解解心结，一些年轻法官也爱找他学习“调解经”。四年前，徐高年从立案庭退居二线，按理说，人退下来了，可以在单位过休闲日子，然而他闲不住，如昨般扑在办案一线。四年来，经他办理的案件，调撤率达到了76%。到底有什么妙方，让当事人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呢？初春的一天，笔者走进资溪县法院，随着采访的深入，徐高年的那本“调解谱”逐渐被打开。

    一个铁丝框

    说起徐高年的履历，一言蔽之：“法院的工作史”。1981年到资溪县法院工作，之后他在民事庭、经济庭、立案庭等多个部门工作，从书记员干起到庭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走进他的办公室，除了简约的布置外，办公桌上一个30厘米高的铁丝网框最吸引人眼球。曾和徐高年共事多年，现为办公室主任的张海太透露说，这可是徐庭长多年审判工作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打开铁丝框，三本装订成册的资料整齐的躺在网格里，每本一种颜色：一本是网上下来的民事案例分析和审判札记；一本是各地法院的优秀裁判文书；最厚一本是剪报，大多是人民法院报关于调案的新闻故事。“这些东西可都是我的宝贝，一碰到疑难的案例和难调的纠纷，我就会翻翻，看有没有帮助。”徐高年笑言。熟悉徐高年的人都知道，他为收集这些资料可花了不少心思和精力，有时甚至专门跑到院里档案室去“淘宝”。

    据传，徐高年年轻时，性子有些急，听说有人调解了什么棘手的案子，他一定会登门刨根问底，求解调解妙方，一边问还一边记。有一次，别人不便回答，徐高年便软磨硬泡，拿各种理由来说话。有一次，一名同事要赶着开庭，便告诉徐高年，有时间再谈。中午，那名同事开完庭，一出来便见到徐高年一张笑呵呵的脸，随后被他“拖”到小饭馆，边吃边聊。饭后，这位同事开玩笑说，你太黏了，大家都叫“徐黏糕”好啦。后来，这事传开了，再经过同事演绎成了“徐年高”。参加工作以来，徐高年平常不抽烟、不打牌，也不爱应酬，但不算土气，每次上下班他总爱夹着一个体面的包。在旁人看来，包里放着的是皮夹手机之类的物件，其实，徐高年老伴知道，“风光”的包里就是几本《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汇编》和最新法律书籍。“他每天睡前都要看1小时书，有时半夜不知道他想到什么问题，突然爬起来到书橱找资料，真拿他没办法！”，提到老伴，徐高年妻子一肚子的怨言。

    一副热心肠

    2008年，徐高年退居二线，大家以为他会让自己清闲些，然而，身份变了，办公室里仍时常见到他忙碌的身影。“早已习惯了忙碌的工作，突然手上没什么事，心里空空的，回家都坐不住”，回忆起当初退居二线时的那几天，徐高年坦言，十分不适应，哪天不与百姓打交道，就好像就丢了什么东西似的。事实上，徐高年退居二线后，比以前更忙了，因为他多了个“指导员”的新身份——引导年轻法官熟悉调解技巧。徐高年也特别“看重”这个身份，下乡调案时，常带着年轻法官去熟悉民情民风，现场学习调解艺术。徐高年不仅帮扶年轻法官，对当事人一些琐事也特别热心，总爱和当事人聊聊天。有时，还向当地乡村干部了解一些情况，找找案件背后的起因。这种聊天，徐高年称之为“号脉”，经他号过的脉，当事人性格、脾气、纠纷症结都能摸个十有八准。“以前八九十年代，很多案子，我喜欢到当事人所在村里去坐坐，调查了解情况，有时还还拉上当地村干部一起做调解工作。”，谈起这现在不兴调查了，但摸清当事人基本情和真实想法，才能更好地做好调解工作。

    有时候，徐高年对当事人“照顾”程度，让他们自己都觉得很惊讶。当事人说，工作日没空开庭，徐高年就表示，双休日也行，或者我们下去开庭；当事人说，邻里界限不明显，徐高年就亲自跑去量，当场给当事人结果；当事人说，婚离了锅碗瓢盆不便搬，你能帮个忙吗，徐高年二话不说带着书记员上门……。去年，福建民工吴某在当地林场砍木时，伤到眼睛，起诉向雇主张某索赔10余万元。该案经徐高年调解，当事人达成7万元的赔偿协议。几天后，吴某拿到了赔偿款，却发出一声叹息：“能再多些钱就好，家里还有个病人呢？这一声叹息，直入徐高年心里。他当即联系林场负责人，反映了吴某境况，希望能帮吴某提供一些救助。林场负责人口头答应，争取报点医疗费。徐高年当即翻开案卷，将卷宗里的医疗费发票复印给了林场。要求他帮帮忙。看到法官胜似亲人，如此热心帮自己解忧，吴某激动不已：“虽然，我眼睛失明，但你们好像阳光晒进我心灵深处，让我看到了希望！”笔者不禁有点纳闷，法官这样做，不怕当事人误解偏袒一方吗？“从没收到当事人的任何投诉，也没有一件缠访案件”，当地纪检组长的一席话，让笔者打消了笔者的这种疑惑。

    一场调解秀

    别看徐高年办案调解率这么高，但极少有人拿着调解书来申请执行，因为他在调解过程中，就注意把法理、情理说透，把心里的当事人那本账“晒”在阳光下，让多少，得多少，清清楚楚。徐高年自己也常说，办案不是‘和稀泥’，最最重要的是把理吃透。也曾有当事人不认可他做工作，甚至当面“挑刺”，为什么就一定要听你的呢，我想和你理论理论，说赢了听你的。遇上这样的情况，按理说，法官进行必要的释法答疑后，完全可以婉拒。然而，徐高年却打开门来，和当事人“唱上一唱”。徐高年自己说，我不是要代替当事人进行法庭辩论，但当事人心里对法官有抵触的话，就算案子结了，纠纷却不一定能平息。

    几天前，徐高年在办理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身体权、生命权纠纷中，原告被撞断小腿骨。因协商不成，原告提出16余万的诉请，而且，伤愈后不肯离开医院。被告是个外地司机，肇事汽车被扣在交警队，对原告赖在医院里毫无办法。被告只好请求法官帮忙做工作，徐高年没有吱声，与书记员来到病房里开庭和调解。法庭上，原告没有提供什么证据，只是一味强调，别人说都这样说，该赔这么多的。原告亲友也帮着说话，至少要赔这么多，否则别谈了。这时，被告茫然无措，转头看着徐高年。徐高年笑着说：“我把法律规定给你们带来了，什么东西都规矩可循的”。原告：“我不看，你们是学专业的，我不懂这些！”徐高年便把每个相关法律条款念给原告听，边念边解释，并将每一笔赔偿款都细细的算好。原告脸色微红，随即掏出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一篇报道说：“××名人就获得20万的精神抚慰金，生命平等，难道我们提10万也高吗？”徐高年告诉原告，精神抚慰金不能一味等同，要考虑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害的手段、行为方式，当事人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情节。说完，徐高年将一些参考案例放在桌面上，希望当事人双方能协商一下。原告停顿片刻后，突然一字一顿说：“我伤还没好，怎么能出院呢？”，徐：“这点，大家可以问问主治医生吧”。看到主治医生走进病房，原告立即变得沉默了。徐高年又趁热打铁：“老躺医院里也不是办法，花多少医疗费，你也不一定能得到半分，而且，要换位思考下对方的难处。”见原告频频点头，徐高年又回头做被告工作，建议其考虑原告一定的精神抚慰金……

    最终，在徐高年的耐心调处下，原告放弃了10余万元的诉请，被告给付了6.2万元赔偿金后，高兴地把车从交警队开回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