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灰盒神秘失踪

    孙虹的父亲于1993年11月去世。1999年10月11日始，孙老先生的骨灰盒寄放于青浦某墓园。孙虹于1999年10月11日支付了五年的维护费210元，并取得了墓园出具的《寄存证》。2002年4月7日，孙虹在墓园处办理了父亲骨灰寄存格位的变更手续，并支付了三年的维护费450元。2005年4月5日，孙虹又向墓园支付了3年的维护费960元。

    2006年12月22日，孙虹及其家人按传统来到墓园祭拜父亲，当他们走进骨灰存放室时，被眼前的一墓惊呆了：昔日寄存格位已非亡父骨灰盒。当询问墓园工作人员后得知，父亲的骨灰盒已被他人领走。墓园当即向孙虹出示了相关手续，原来领走骨灰盒的是孙虹的妹妹孙晓。

    孙虹与孙晓虽为同胞姐妹，但由于家庭矛盾却长期不相往来，所以孙虹面临着既无法找到妹妹孙晓，更无法证实父亲骨灰盒是否被妹妹领走。孙虹为了追回父亲的骨灰，在与墓园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将墓园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墓园未尽到保管义务，冒然将骨灰交于他人，从而使自己无法祭奠父亲，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故要求墓园将父亲骨灰追回；返还保管费640元；赔偿精神损失费1万元。

                      骨灰盒纷争之源

    法庭审理中，孙虹拿出当年父亲去世后在墓园办理的《寄存证》作为其最有力的证据。她认为自己才是父亲骨灰的唯一寄存人。根据殡葬管理的有关规定，丧家应当凭证领取骨灰。而现在墓园在未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竟擅自将骨灰交于他人，且至今未予追回，使自己失去了精神依托，侵犯了自己的权益。

    墓园方称孙虹手中的寄存证已无效，并拿出了一张当年孙老先生过世后骨灰寄存的申请表，申请人一栏填写的是妹妹孙晓。虽然孙虹手持《寄存证》，但墓园却是与妹妹孙晓存在着保管合同的法律关系。2006年10月，当孙晓按程序领取了骨灰后，双方的骨灰保管合同已经终止，孙虹手中的《寄存证》已失去了效力。墓园方称，骨灰盒之争根源在于孙家姐妹长期不合的家庭矛盾，与墓园方无关。至于骨灰盒交付也是应家属的要求，且手续齐备，完全符合殡葬条例的有关规定。

                        骨灰盒该由谁领

    原始的《寄存证》在孙虹手中，而孙晓是凭何为证领取骨灰盒的呢？墓园方出示了一份当时由孙晓提供给墓园的，由孙晓所在居委会开具的《寄存证》遗失证明。孙晓就以此为凭于2006年10月22日至墓园领取了亡父的骨灰并予以安葬。

    墓园方表示，根据殡葬条例，丧事的承办人可以是所在的居委会，因此居委会出具的证明有法律效应。且依照墓园探望须知中的规定，寄存人遗失了《寄存证》后，只要有单位开具的遗失证明，便可办理相关的寄存事务。所以，孙晓出具了居委会开具的遗失证明，墓园按照业务规定让其领取骨灰完全是正当的履职行为。

    孙虹的代理律师表示，在殡葬事件上，居委会是没有发言权的。他认为，根据《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处理相关事务最小的单位应当是街道，居委会没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更何况事发后，孙虹曾到出具该遗失证明的居委会进行调查，居委会表示从未开具上述证明。因此，墓园在审查手续上未尽到审查义务。

    法庭审理中，孙虹当确认亡父骨灰已由妹妹孙晓予以安葬，便放弃了要求墓园返还父亲骨灰盒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墓园在孙晓未出示有效凭证的情况下交付了孙父的骨灰，其行为有所不当。骨灰于2006年10月22日由孙晓领取，自该日起墓园已不履行对孙父骨灰寄放格位的维护义务，故孙虹预先支付的维护费应予退还。对孙虹以保管合同为法律基础提起本案诉讼，因其亡父骨灰并未遗失或毁损，故原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无法律依据，法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法院作出了判决。

（本文当事人均系化名）